中国改革的困境与艰难

风调雨顺

中国改革的困境与艰难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宋.苏轼

　　自鸦片战争已降，中国目睹西方国家，国富兵强，而中国本身却还只是个自我封闭，心态老旧国家。在面对西方，只能节节败退，耻辱成了这个国家的共同标志。因此，改革成为一种潮流，改革不成则是革命，一次次的推翻前朝，和一次次被推翻。推翻者推翻了别人那些认为该被推翻的旧制度，旧文化，就习俗，而推翻者终究还是因推翻他人的原因被推翻。所以说，中国的改革或革命，根本是失败的，没有一次成功。

　　从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都是失败坐收，毫无例外。在当时看得轰轰烈烈，到头来都经不起任何外力考验。其根节在于，中国改革，都是表象的，浮面的，骨子里中国的核心，根本没有改。

　　台湾学者南嘉生认为，中国本质是一个封闭性很强，专制性格非常强烈的集权国家，任何革命都没有彻底推翻这点。因此，他们也只能重推翻别人走到被别人推翻而已。我们看到中国历代更迭，但朝代推翻了，封建文化并没有推翻，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力时，只能退缩，或成为权力的护卫及一部分，这点和西方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封建文化，或专制文化，强调的是秩序，规范，一种由上而下的纲领式文化。这种文化，强调的是国家，富国强兵。国家永远排在第一顺位，人民，永远只是富国强兵下的棋子，“人”在国家面前毫无位置可言。

　　这样的国家，其发展必然受到限制，也就是永远只能活再一定框架中，毫无突破或创新可言。虽然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看到中国科技有质的方面飞跃提升，但本质上，那些东西都是西方的，不是中国发明和研究得来的。南嘉生教授认为，模仿西方文化，只会产生对西方文明和生活模式的向往。许多权贵携家带眷和二代富们大量的移民，和带着才富去为西方国家效忠，就可以知道，科技引进，和西式文教训练，并没有真正带给中国文明和改革成功机会，而社会富裕假相之下，中国依旧是那个封建，专制性的国家。骨子没变，底子也没有任何改变。

　　有不少的人，认为西方国家现今面临的经济困厄，完全是西式文明的恶。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只会带来混乱和没有秩序。然而，西方的政治上，行的是民主政治，经济上谈的是资本与利伯维尔场主义，整体国家是以人为概念，集合社会共识下的有序国家。因此能集合社会共识，决解社会难题。知识分子没有任何顾虑，发挥个人才识为国家尽力。这样国家，才能够创造各种新的科技文明，与新的社会秩序，营造有共同价值信念的国家。

　　从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来看，西方强调的是人本，人的生活改善，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差异。一位从台湾到澳洲工作的女知青谈到为何到澳洲去工作，而不愿留在台湾时谈到，基本在澳洲上下属都是相当礼貌和互相尊重的，但在台湾，上司对下属却是傲慢，并不给于下属任何尊重，这也显见所谓的政党轮替后，台湾在本质上的中国民族性(nationalism)。台湾尚且如此，况乎中国。不仅民间如此，知识分子更是民族性格强烈，富国和国家的国际社会地位，一直是首要追求目标。这种传统的基本社会文化风格，使得中国在改革和转型中，变得非常艰难，几乎毫无成功机会。

　　国族意识强烈的国家，本身就缺乏是当的柔软度与调适性格。社会秩序只能由上而下，也因此当面对任何体制改革时，社会就会越发显得混乱不安。社会秩序变动，更使得奸巧之徒得到便宜卖乖，社会底层则被压榨和压迫，显得更加不安，越发网崩溃边沿迈进，这也是中国历朝改革或政改无法成功的重要原因。

　　而西方国家，则是不断以自身发展，引领国家向前迈进，其动力是社会整体，是社会共识。因此他们能过带动国家发展，往更好，更舒适，更合宜的生活模式前进，而不会产生动乱。他们可以创造新的法律，新的秩序，新的发明，新的文化，生活得更舒适优渥，这是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国家，可是中国作不到这点。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菁英，基本上是习惯于国族本位，社会秩序由上而下的伦理秩序。国家社会发展，和法律秩序，不适社会自发的，是被动的，国家分为统治菁英与底层。当上下阶层意识观念不同，利益不同时，彼此的拉扯和相互撕裂就越发严重。也因此轮回动荡，革命者成为被革命者，推翻者沦为被推翻者，历代如车轮般更跌不休。而事实上则如苏东坡偈语所说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终归毫无所得。推翻者被推翻，也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因此，设使中国意图进行任何社会改变，如果忽略社会底层，不让底层产生共识，进而主导改革，甚而意图消除社会底层声音，那么改革者必然会远离他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我们更可以这样说，宪政共识，民主社会，才能真正改变社会核心，和创造真正的社会核心革命。只有社会共同参与的改革，才能走出中国革命或改革命定的魔咒，避免失败的轮回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