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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进了城市。看到了一条很宽阔的横街，我们便左拐。在那高坡上，我们已看到城市的主要部分向左翼延伸。时近黄昏，宽阔平直的大街上人和车都不多。左侧一幢漂亮的建筑，门口有大字：鄂温克博物馆。春童说，进去看看。 车开进博物馆的院子，柯雨和文质下车去联系。走上十余级台阶，就是博物馆的正门。我们在车里清楚地看到他们很快返身。正门上锁。显然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 我们不很甘心，都下车，在院子里巡视。一进大院的正门前是一座雕像，一人骑马提刀而来。雕像前有文字说明。此人当然是鄂温克人，名海兰察，在清朝以武功卓著而在朝廷当了大官。在我们研究海兰察的行状时，柯雨和文质兴冲冲地回来报告：发现一只桦皮船。我和阿洪就去看船。它长五六米，宽半米多，看上去极轻巧。只是放置的位置不太合适，在博物馆后墙根的地下，似乎很随便扔在那里。 从博物馆出来，柯雨认为此地不是海拉尔，而是鄂温克族自治旗。它只是与海拉尔相连。从地图上看，两地确实很近。而鄂温克博物馆又建在此地，似乎也是一个佐证。车上没有权威人士，对此说法当时只能存疑。但回来后我查阅有关资料，证明此说虽不确，在历史上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设立是在1958年。清朝时此地为索伦八旗。1932年，伪满洲国改索伦八旗制为索伦旗，1933年，旗政府由海拉尔市迁到巴彦托海镇。该自治旗人口12万人，鄂温克族为8000余人。那么，至少在1933年以前，它与海拉尔还是合而为一的。 越往前走，街越显得繁华起来，楼渐高，车和人渐多。我让大家注意街道两边，看是不是有合适的住宿地。一路走，一路问，一条街走到头，又调头回来，又向右，再折回，又向左，还是折回，走了约有七八公里，走的街路大约成为一个十字架形，在回到十字架的中心位置时，看到路右侧有两家旅店的牌子，我就停车，文质和阿洪去询问。 在车里等待的时间是很漫长的。正在我感到百无聊赖这际，在我左前方道路对面停着的一辆出租车的司机向我招手，并指着我的车子。我下车一看，车左前胎瘪了。 换备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麻烦的是，我们的后备箱装得满满的，我和柯雨春童把四个摄影包、两个三角架、五个大大小小的衣服包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车后，取出了后备箱最底下的备胎，吩咐春童看好东西，摄影包被人拎走一个，那损失就比丢了这辆车还要大，出门在外，这事是马虎不得的。 我和柯雨一起换备胎。开车三年多，我自己独立换过两次胎，与柯雨等人换过三次，对此项业务说不上熟练，也谈不上陌生。第一步是松螺丝，套上扳子，左扳右扳都扳不动，就有点疑惑：到底是应该往左扳还是应该往右扳？便问那位出租车司机。他说往左。松了螺丝，用千斤顶顶起车身，卸下了瘪了的轮胎，将备胎装上。我俩一边换胎，一边说幸好是在这里坏的，如果是在路上，时速一百三四十公里的时候爆了，那不定会出什么事。想一想，真有点让人后怕。 备胎的螺丝却装不上，把备胎拿下来，发现刹车片活动了。它应该是固定的，怎么会活动？柯雨来回转动它，自诩懂得机械的他此时绞尽脑汁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切，路对面的那位出租车司机看得一清二楚，他说，是固定刹车片的螺丝掉了，去买一个拧上就行了。问他哪有卖，他指指附近一家商店。我进去问，却没有。 出了商店，恰好文质和阿洪这时回来了，看到大包小包在车后排了一地，惊问怎么了。我说你俩去一个，坐那辆出租车，让司机帮助找一家商店，去买螺丝。买什么螺丝，司机知道。阿洪上车，跟那司机走了。春童笑说，那出租车在这儿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个活儿。 十分钟后，阿洪回来，伸出手，掌中两枚螺丝钉，我看了忍不住喊了一声：这种钉车上有哇！柯雨将那螺丝钉拧上，装上备胎。下一步是找个店把瘪了的轮胎补上，以便明天一早上路。阿洪说刚才在出租车里看到一家补胎的店，离这儿不远。便把所有的大包小包又装进后备箱，让阿洪指路，去寻那店。 往右拐上了一条街头，走到头，又向左拐，进入另一条街，走了不到两公里，就到了那店门前，进里一问，说能补，便从后备箱里把那轮胎拎进店里。 天已黑下来，看表，已七时多。春童掏出GPS，说此地经度与长春相比，已向西偏了许多，所以天黑时间要比长春晚半小时左右。 紧靠着修轮胎的店铺就是两家小饭店，我说不如就在这里吃晚饭，边吃边等，节省时间。大家没意见，我和春童便进了饭店点菜。 小店里那三十多岁的老板娘和两个二十上下的女服务员说话口音都与我们无异。黑龙江省与吉林省口音差别不大，所以到了这里，觉得好像还是在省内，想到往北走了一千多公里，又以为是在黑龙江，一点也感觉不到是在内蒙古境内。我想，这也许在因为在城市里，汉族人较多的缘故吧。 菜已上桌，柯雨和文质仍没过来，便叫阿洪去喊。好半天，文质进来了，说那店主检查了坏了的轮胎，是已补过的地方又裂开了。怕再补不会结实，建议换新胎。我说我们的车总跑长途，高速行驶，胎是大事，换就换吧。文质说新胎价格也不一样，换哪一种？我说安全第一，自然应该换好的。过一会儿，柯雨回来，说换了一个便宜的，有内胎的轮胎。他认为是备胎，一般的也可以了。 四菜一汤，两瓶啤酒，五个人花五十多元也吃得酒足饭饱。 上车，再去找旅店。转了两条街，看到一渤海宾馆的牌子，一问，既有房间，又有可以停车的院子，就决定住这儿。卸下大包小包，春童说要看街景，柯雨阿洪嫌累上楼休息，我开车和春童文质夜游海拉尔。 春童看到夜空中的有射灯的光束，说那儿一定是个大广场，大广场一定是市中心，就往那儿去。我边往前开车，边提醒他俩要记着点路，别走不回来。拐了两个弯，上了一座桥，发现那射灯是安在桥头上，远处还有一座桥，桥头上也装有射灯。 下了桥，路左侧有几幢不同的建筑，看牌子，知道是政府机关。一块路牌指示向右是一个广场，便向右开，没有灯，依稀看到广场上有些人，还有一片水，水上有人划船。那广场面积很大，但似乎未完工。把车开到广场边上，我们三人下车，我到旁边撒了一泡尿，春童和一对夫妻模样的中年人聊了几句，问问出城的路。又上车，再回到刚才那条路上，那显然是一条主街。沿街再往前开，看到远处那街灯一下子升高许多，文质说那可能是一座桥。在城市里，尤其是在一个大草原上的城市里，一座桥为什么会修得离地面二三十米高，为寻求这个答案也应该过去看看。脚下稍稍给油，车便奔那坡路冲上去。近前看却不是桥，只是一道坡，路边的标牌显示，此路通往飞机场。开上坡顶，街灯没了，前方一片黑暗。继续向前，灯火通明的城市被抛在后面，透过路两旁的树，远处仍然是广阔无垠的草原。一轮明月高挂在夜空中，天空很亮，但草原仍然在黑暗中。我停了车，说可以在这里赏月。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四周一片寂静，我关了车灯，路立时黑下来。车外边很凉，渐渐地黑暗为我们所熟悉了，再看那月，更显皎洁。春童奇怪怎么看不见机场的灯光。我说这机场大概一天也没有几个航班，晚上肯定没有飞机起降，人都回家了，当然要关灯节电了。 看了一会儿月，调头返回，换一条路，走另一座有射灯的桥。之后三拐两拐，又拐回到来时的路上，回了宾馆。 洗漱完了，回到房间，文质说好像是阿洪的钱丢了。他们三人与我们的房间隔一个走廊正对门，虽然两个屋都关着门，但那个房间说话我们却能听到。我过去想问问怎么回事，他们的房门却已反锁，我想他们可能已躺下了，虽然灯并没关，就返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刚躺下迷迷糊糊要睡着，柯雨和阿洪来敲门，要车钥匙。他们怀着一线希望想看看钱是不是落在车后备箱里了。我把钥匙给了他们，关灯上床，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在去满洲里的路上提起此事。阿洪将1000元钱装在上衣口袋里。此上衣曾落在乌兰浩特和阿尔山之间的索伦镇的饭店里，由叶雪等人拣到。在阿尔山一早出发时，阿局长车上的司机说冷，阿洪又将此上衣给人御寒。钱到底是在哪里丢的则很难说清。让阿洪闹心的是，丢掉的不仅是钱，还有身分证和记者证。 此时我们当然只能安慰阿洪。文质说起十多年前和我一起去北京开会，我把两千元装在内裤口袋里，上厕所时大部分滑落出来，掉进厕所被甩出车外。去找列车长，列车长也没办法，只能认了。那次是借了别人的钱才完成采访任务返回长春的。我讲起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坐地火车上，他头上戴着一顶很贵重的帽子，一阵风来，帽子被吹到车窗外。那人却似乎毫无知觉一样，连回头看都没看。别人问他，这么贵重的帽子没了，你怎么一点不在意？他说，在意也没有用，不如不在意。 阿洪当然不可能不在意。但当我们最后一天返程的路上，议论起这次出行，大家都说太好。文质说她走过的地方认为最好是九寨沟。我说那只能是一个景点。景点不足道，这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个景区。春童说我们走过的这些地方整个就可以说是一个大公园。我说走完这里，感觉比去欧洲还好。阿洪则笑呵呵地说，看了这么美的地方，丢一千块钱也值了。 我相信在那时，他才真的不在意了。 | 
楼主: 罡风
发表于 2006-8-9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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