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R9000 · 发表于 2013-4-9 13:29

人民网驻法国记者郑园园
法国以文化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统，使得法国的文物代代相传，光辉长存。从巍然耸立的宫殿到质朴凝重的古堡，从价值连城的名画到古色古香的家俱，没有文化遗产，法兰西文化定会黯然失色；没有文化遗产，法国何以成为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没有文化遗产，法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会大打折扣。

   "遗产"这个词的本意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用于文化领域，是指所有能够证明社会演变、留下人类活动印记的东西。在法国，"遗产"这个词如此广泛地被运用，以至于如果不是涉及遗嘱、遗产税的时候，你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会是"文化遗产"，以及一系列与此相联系的词汇：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百科全书……

   文化部遗产司负责历史建筑保护的戈万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文明古国各有灿烂的文明史，不宜比较哪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更好、更有吸引力，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文明古国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而制定的遗产保护政策，也不宜比较哪个国家的遗产政策更优。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他认为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

   法国大革命促使遗产保护思想产生。大革命中，宫殿被砸，教堂被毁，文化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巴黎城东的巴士底监狱是1382年建成的城防工事，在路易十一时期被改造成国家监狱，成为封建统治的象征。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大革命号角吹响。7月15日，起义者将监狱夷为平地。而今，那里只留下一个以巴士底命名的广场。一位学者朋友谈及此事，用遗憾的口吻说："攻占巴士底当然是千古称颂的是革命行为，要是不拆除巴士底监狱更好，法国就会多一份遗产。"同为封建王朝监狱的马赛伊夫堡，而今是国家级文化遗产。

   神职人员一般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有一个名叫格雷茹瓦的教士却站在革命阵营，是他最早提出了保护遗产的建议。他对他的革命者朋友说，摧毁祖先留下来、象征着我们文化遗产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他的忠告被接受了。后来，在处置教会和贵族的财产时，也面临着如何对待其中具有艺术价值的物品，也有一个保护的问题。卢浮宫学校教授波米埃在《今日法国》杂志撰文说，1789年后，国内，外省的保皇党人骚乱；国外，普奥联军压境。在冲突与暴力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文化遗产又一次面临着遭受浩劫的命运。是听任它们在动乱中流失，还是把它们保护起来，以免万劫不复的命运？后一种思想占了上风，激进的人们认同了这样一个观念：国家遗产必需救护。1790年，国民议会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了一份作为国家财富的艺术品目录。1793年，"共和二年法令"问世，法令规定，不论哪一类艺术品，在法国的领土上必须受到保护。

   共和法令使文化遗产在动荡的年代免遭浩劫，经过近40年实践，1830年，gov-ern-ment成立`"历史古迹处"，保护遗产的工作正式提上工作日程。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产保护法诞生，这就是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比英国、德国、意大利早了大约30年。我在文化部遗产司接触了几位官员，他们谈及遗产保护，言必称``1913年法"，可见其经典性。

   "1913年法"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例如，国家分级的历史建筑，不能推毁、不能改建（部分改建也不行），也不能在附近盖新建筑；没有文化部的批准，不能作修复性施工；得到批准的，也必须在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再如，列入国家分级的私人博物馆搞维修，除了可得到国家补贴，还可免去门票、出售纪念品等收入的税收。

   1964年，在文化部长马尔罗主持下，法国对遗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点造册。据戈万先生介绍，仅国家登记入册的历史建筑遗产就有4万件。文化遗产的涵盖面更宽，总数远超过4万。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因为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遗产的概念在扩展，人们想要保护的不限于宫殿、教堂，而扩展到更多的历史遗址和遗物，例如百年老厂，矿井等。我在法国北方鲁贝市参观过一个澡堂改建的博物馆。鲁贝是19世纪法国纺织业中心，工人劳动条件恶劣，许多人染上肺结核，当时的市gov-ern-ment专门修建了这个全国最大的公共澡堂，让工人下班后来洗浴，作为劳工健康保护的一个设施，这个澡堂现已成为工业时代的见证，象大教堂一样被保护起来。第二个趋势是遗产"年轻化"，20世纪一些知名建筑师、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也被列为文化遗产。1964年去世的大建筑师勒·科尔比西耶的作品就已被定为国家遗产。有专家认为，这两个趋势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渴望寻找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担心全球化潮流吞噬了民族特性，因此，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欢迎。

   谈到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人们一般会提到两位文化部长，一位是戴高乐时期的马尔罗，一位是密特朗时期的雅克·兰。在这两位部长任内，遗产保护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行政上和财政上争取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马尔罗的遗产清点造册工作，使国家对遗产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雅克·兰在1994年使文化预算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比例突破1%的界限，意味着以国家保护为主的法国遗产政策有了更为可靠的财政保障，因为在文化部的预算中，15%用于遗产保护。文化部官员同我谈到这两位部长时说：有思想，有眼光，有总统的信任，又有财政支持，所以工作做得好。

   在作这个专题采访时，我向好几位官员提出一个相同问题：你们不觉得要保护的遗产太多了吗？他们都断然回答说：不多。有人还带着惋惜之情说，1945年至1970年，法国搞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好多地方把老城区拆掉了，现在非常后悔，要不然，法国又有许多的富有魅力的景点，我们的后代又有了活的历史教科书。我想，这就是法国，一个无比珍爱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把文化遗产视同生命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