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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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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信天游7700 于 2009-2-17 12:10 编辑 ]

信天游7700

在这本书里，交织着——
探险与爱情
激情与梦想
追索与求证

《狂飙五万里》
——献给想要出发的年轻人

一对执着的年轻夫妇，
一辆八千元的旧吉普，
学车三个月就踏上梦想之旅。

五万里路云和月，
寻访消逝中的传统文化，
见证激变中的华夏文明。

走过青藏高原，
征服的，
不是巴颜喀拉、昆仑与雅鲁藏布，
而是内心的恐惧与惰性

穿越生死新藏线，
到达的，
不是阿里、叶城，
而是理想的彼岸、心中的梦境。


作者简介：
　　荆宏、蒋蕾，是一对年轻夫妇。荆宏是长春日报报业集团主任记者，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艺术摄影系，做记者14年。蒋蕾是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在读文学博士，199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在长春日报工作11年。他们是长期默契的图文合作者，这一次共同驾车沿黄河考察传统文化。

简要自述（梗概）
　　2004年夏天，我们——荆宏和蒋蕾，两个以忠实记录为使命的年轻人，驾驶一辆旧的北京吉普2020，开始了对黄河流域传统文化的田野采风和社会调查。我们沿着黄河走，从入海口上溯到黄河源，采访、了解黄河两岸传统文化的现状与变迁。到达位于青海省的黄河源之后，我们没有原路返回，而是沿文成公主进藏的足迹，走十分艰险的“唐蕃古道”进入西藏，考察了吐蕃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此后，我们又在单车无后援的情况下进入西藏阿里无人区，穿越生死新藏线，进入新疆，开始对古丝绸之路的采访。到达河西走廊以后，我们又沿着长城走，穿过河套平原，最后到达北京。
　　这次行程总共二万五千公里，用了107天的时间。
　　这原本是一次“不可能”的旅行。没有钱，没有车，出发前三个月还不会驾车，没有时间，双方父母反对……但是，老荆拿出了全部热情，用近于狂热的执着，努力了近一年，终于成行。我们在自己的网页上写道：富和尚可能走不成，但穷和尚能走成，我们就是那个穷和尚。
　　因为没有钱，老荆卖了一台心爱的相机，花7800元买了这辆旧的北京吉普2020。出发时，老荆摸车才三个月，对于走盘山道、泥路完全没有经验。没有燃油费、旅行费用，我们东拼西凑，把父母给的读博士的费用、甚至物业管理费，都挪用了。感谢中国联通吉林分公司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双模手机、无线上网以及通讯费用等。
　　沿着黄河走、沿着长江走，留下一份世纪影像，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个夙愿。设想的时间很长了，但总觉得条件不成熟，实现起来不容易，在一年以前还觉得遥遥无期，曾在内心怀疑：会实现吗？但是，当老荆下了决心并且列出时间表时，我发现一切难题都像高梁地里的庄稼，在行进者面前倒下去。驶出长春以后，我们相视而笑。真的走出来了？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我们确实在路上了，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公里。
　　我们固然经历了风霜雪雨，经历了陷车、坏车等许多艰难险境，在这条不平坦的路上我们有过一段不平静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们觉得一切是值得的。当我们开着伤痕累累的车，回到了107天以前的出发地——长春，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到的，只要你想做。我们想告诉和我们一样有着梦想的年轻人，大胆地迈出那一步，一切都可以做、一切都可以想。

若有所思：一本叫做梦想的书

每个人都有梦想，肖霍洛夫说：“我在梦想中生活。”而飞乐（FILA）运动服的广告则是：“有梦想才有现实。”如果简单地说，我宁愿把这叫做一本关于梦想的书。
这是 雨人 关于他们那次 远行 的书，虽然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在旅途中苦过笑过，但是我也没有机会对这本书先睹为快，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书还在印刷厂里。
最初，雨人夫妇把书的名字叫做 《一次不可能的远征》 ，在出版社，社长看完书稿后这样说，“书不错，但是叫做不可能的远征，是不是不太妥当？西藏我也去过，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
他不会理解，雨人夫妇为什么把这次远行叫做不可能。
关于远行，曾经是很多人梦想的事情，就象在他们俩个人准备这次远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们这样说，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可是，最后，没有谁和他们在一起。其实也未必是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而是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无法放下，或者他们只是将幻想留在心里，却不能狠下心肠迈出走出家门的那一步。
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和我谈起这次旅途的事，那已经很久了， 男青年 走后不久，为了让我能轻松一点，他们让我在他们家住了一宿，在那个晚上，我们都不睡觉，只是坐在那里说话。
“明年和我们一起去西藏吧。”他们说。
“好啊。”我随口答应。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虽然西藏一直是我梦想的地方，但它却是如此遥远，而且开着自己的车去，对我更是要不可及的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以为我们能真的成行，我只把它当成我消沉时候的一种安慰。我有时候也会想，雨人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对这次旅行也是象我一样地说说而已吧？毕竟他们也和我一样，没有钱，却同样有那么多难以放手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来电话让我去看看“我们的”汽车。
“汽车？”我很是吃惊。
然后我看见了它，一辆已经很旧的北京吉普。
“哪里来的钱?”我问。
“老荆卖了台相机。”老将说起那台相机，老荆还是很心痛的，他是一向把摄影看成生命的人，那台相机也是刚买了不久，不过一台相机就换来了一辆车，老荆还是很兴奋的，有了车，他的梦想仿佛就能实现了。
去西藏可能很简单，那只是走而已，但是他们要做的并不只是走，而且他们真正要走的不是西藏，而是黄河，他们更想把这变成一次考察，除了旅途用品，他们还要做多许多功课。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以穷和尚自称，他们开始省吃俭用地添置这次长途旅行的装备，而且开始看有关黄河的书，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告诉我他们的进展，然后他们总是让我赶快加入。
可我加入得很晚。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这次旅行叫做三个人的长征，但是在一年以后，我会这样想，这只是他们两个人的长征，我所参与的，只是他们这次远征的一小部分，而且我和他们不同，这次旅行，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一次自我的流放，是对自己内心痛苦的一次逃避，而对他们来说，才真正是一次有目的的征途。就象现在，我曾经幻想过的关于这次旅行的书，仍然在我的幻想之中，而他们的书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文字。
我还没有看到这本书，可是我知道，这本书或许不够好，但这是一次真正的把梦想变成现实的经历，他们说：“大胆地迈出那一步，一切都可以做、一切都可以想。”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现在书的邮购已经结束了，但我们渴望和朋友们继续交流．

信天游7700

一 寻梦，在路上
渴望在路上
渴望无法预料的人生际遇
渴望狂飙突进的高昂激情

当激情，火一样燃烧
梦想就在前方
2004年10月15日，回到了107天以前出发的地方——长春，心却还在路上。
在路上，是我们渴望的生活。看过被称作“垮掉的一代”的美国作家凯鲁·亚特的《在路上》，那种狂飙突进的高昂激情，那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人生际遇，强烈地吸引着我们。
在无车的日子，我们是负重的背包客。大雪纷飞，徒步攀登海拔二千多米的长白山，不只背着食品和水，肩上还有沉重的摄影器材。从凌晨二点到夜里九点，我们走到山顶的天池，又返回风雪弥漫的山下。茫茫黑夜里，筋疲力尽时，我发誓：一定要开着自己的车再上长白山。
驾车远行，它梦一般吸引着我们，但有时又觉得那像一个过于远大的理想，很难实现。我们毕竟还年轻，钱、车、时间……一样样，都没有。
2002年冬天，荆宏搭朋友的车上了长白山。朋友是一对侠气十足的夫妇，丈夫是原长春晚报副总编刘占武，妻子是中国第一位穿越罗布泊的女记者——吉林日报的张彬彬。他们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开始了自驾车生活。荆宏感叹：“有车，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他又得出结论：“车能使生活的半径扩大，无限延伸。”
朋友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我们开始一点点接近这个梦想。有一段时间，收入骤降，还要供房，经济拮据。每个月，都要努力挤出一点点钱买野营用品：一个防潮垫、一个睡袋，有的时候只能买一盏小小的野营灯。这样的日子，虽然距离出行还差得远，但感觉中已经是在路上了。
2003年秋冬，去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采访鄂伦春族和满族的文化习俗。白雪皑皑，我们背着大小摄影包、手提三角架，在拥挤的长途汽车中左躲右闪，辗转到达那些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身心疲惫、无法控制时间、许多场景无法停车拍摄……一定要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一辆能带着我们自由驰骋的车，哪怕是辆破车。
“悍马”就是这样一辆虽破虽旧，但却能载着我们实现梦想的车。2004年3月，我们花7800元买到它。里程表显示，它已行驶了9.4万公里。这是一辆1998年生产的北京吉普2020，在四驱越野车里它是最简陋的，顶篷是布的，四处透风。为这，荆宏卖掉一架心爱的照相机。
对此，亲人也不能理解。看着荆宏饭都没吃就拿钱去买车，老父亲愤愤地说“魔症了”。远在北京的弟弟也苦口婆心地劝他：“千万别买车，因为你们现在负担不起。”如果要在条件更成熟的时候买辆好一点的车，那就还要等待。但我们等不及了，生命的激情已经燃旺，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都异常珍贵，逝去不再来。
2004年5月1日，摸车不足20天的老荆以迫不急待的心情跑长途了。我们利用“五一”长假去黑龙江农村采访满族文化，往返1000公里。虽然颠簸，但从未享受过的“自由飞翔”还是让我们感到十分满足。
7月1日，一次更长的旅行开始了：走黄河。为什么要走黄河呢？采访东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时，有一个突出感受：传统文化在消逝中，而且速度惊人。这不禁让我们想到黄河两岸的文化。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与河联系在一起的：埃及——尼罗河，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印度——恒河，但这三个文明古国都已相继灭亡，只有与黄河、长江系在一起的华夏文明延续至今。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黄河两岸最古朴的文化正受到现代化浪潮惊涛拍岸式的剧烈冲击。正如冯骥才所说，我国农耕文明框架下的文化正处于消亡和瓦解中，这既是“正常死亡”，也是“非正常死亡”，它既有顺应历史潮流合理消逝的一面，也有未得任何保护，在迅速出现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面前时无声无息地迅速消亡的一面。留住这些世纪影像的愿望是如此迫切！我们决定沿着黄河走，用图片和文字去记录那些正在消逝中的传统文化，见证激变中的华夏文明。
9月1日，驾着这匹“瘦马”，完成从入海口到黄河源的历程，沿着崎岖的唐蕃古道进入西藏。我们不走回头路，沿着文成公主的足迹，去探寻吐蕃文明与唐文化的交汇；又追寻马可·波罗的足迹，走古丝绸之路到达北京。在唐蕃古道、阿里和生死新藏线上，我们迎接挑战！
从西宁开始同行的伙伴鲍辉，心有灵犀地用手指在蒙尘的车后窗上写着：on the road。我从后面拍下一张车门张开时的照片，它仿佛张开双翅，带着我们飞。
破车里的宝贝
开着一辆破车
但不能算十足的“穷光蛋”
除了照相机、电脑、无线上网卡
还带着无畏与坚强
出发前，我们给车安装了铁制的行李架，上面放了两只大油筒，以备进入西藏后装油料。为了省钱，行李架是自己设计、买铁管请铁匠打制的。行李架上放了两只备胎，没想到，在新藏线上还真派上了用场。谁能想象我们会同时扎爆两只胎呢？
虽然是一辆“破车”，但里面装满了我们的宝贝。照相机有4套：座机――骑士4×5座机，120相机――玛米亚RZ67一套，135相机――尼康F100一套，数码相机。还带去了松下准专业级摄像机、两只三角架。用于记录与通讯的器材有：笔记本电脑、“掌中宽带”无线上网卡、数码录音笔、打印机，还有一个手持式卫星定位仪。胶片共带了360卷（135正片和120正片），录像带50盒。
睡袋、帐篷、炊具、四季衣服、食物等生活用品的体积也不小，它们和器材一起，把车后座的空间基本占满。还带了两纸箱的书，两纸箱的药品，两纸箱的汽车备件，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百密一疏，忘记带上筷子和匙。在兴城的夜晚、吃出发后的第一顿饭时才发现这个问题，只好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饭店里拿了几双一次性筷子。
所有准备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路线的周密计划。荆宏为此足足准备了半年多，计划中的100多个停留点大多是黄河沿岸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冯骥才不是说过，每一分钟都有传统文化在田间地头默默地死去？那么，我们沿着黄河走，做一次本真的记录，把永逝不归的影像留下来。对即将在一百天里走过的路线，我们了然于心；因要去寻找和记录那些正在消逝中的传统文化，我们豪情万丈。正是这些，给了我们两个毫无驾车经验的人无穷的勇气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小贴士：药品清单――治疗感冒、跌打、胃痛、泻肚、心脏病的药以及“头疱”等抗生素类药品，如去高原最好备红景天、氧气袋。板蓝根、含片、创可贴、滴眼液、清凉油（风油精）、红花油是必备的。

系上中国结
曾经以为只是两个人悄悄的旅行
“中国结”插上一对信息的翅膀
走出沉默与孤独
在网上与纸上，朋友亲人近在咫尺
穷和尚走天下，最初的想法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走。为压缩开支，打算一路上住帐篷，尽可能少打电话，当然更不用说“无线上网”了。出发前一个月，我的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福贵帮我们敲定了这次田野采风、社会调查活动的题目与框架，并建议寻求企业支持。给在中国联通吉林分公司工作的同学臧煜打了电话，他说可以写个申请。此后，整个行动发生了一个转折。借助中国联通的力量，我们在107天的旅行中实现了与外界、与媒体的密切接触。尽管行走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如此之大，但每周向长春的报社、腾讯QQ网站、长春信息港、中国敏思博客网站传送两个版篇幅的图文报道，一直不曾中断过。我们最终发表了56个整版的报道，约10余万字和几百张图片。
以联通用户的身份向中国联通吉林分公司递交了求援申请，他们工作效率之快令人惊讶，申请交上去不到一小时就收到了回复电话。去见市场部经理王绍岩的路上，我们俩在车里商量如何打动对方。没想到，一见面，王绍岩谈的就是如何把这件事做好，而不是研究要不要做这件事情。随后，市场部的主管陈泓女士以她放射性思维的策划，让我们大开眼界。她当时刚刚成功策划了“联通新时空杯”2004环球洲际小姐大赛（吉林赛区），还在兴奋中，听了我们的计划眼睛一亮，很快拿出一整套方案。
陈泓以极快的速度联系了一大堆媒体，她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看过我们的车，她觉得车之简陋有些不可思议，便与几个车行和汽车厂家联系，问能否试驾；还与一家国产笔记本电脑公司商量，希望由他们赞助或借用笔记本；连此次出行的人身保险费用，也是一位保险人在她的热情感染下赞助的。可惜，距离出行只剩下20几天了，她不无遗憾地说：“怎么不早说？”在策划中，她充满了快乐。这真让我们两个从事过新闻工作的人自愧弗如，以前怎么就没从传播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经过她的张罗，出发那天，我们第一次由采访者变成了被采访对象。吉林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电台都派出记者来采访。中国联通吉林分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还未上市的摩托罗拉“双模”手机，还有“掌中宽带”无线上网卡以及话费、网费等。远在400公里以外的吉林省莫莫格自然保护区赞助了我们4个“蹄子”——轮胎。
带着激情，我们上路了。

信天游7700

二 黄河入海口——终点与起点
大海
所有江河的最终归宿
是黄河的终点
也是我们的起点
海，是所有大江大河的归宿。入海口，是黄河奔流万里的终点，却是我们长途跋涉的起点，一百多天的“黄河，我的中国结”社会采风、田野调查由此开始。
2004年7月3日，来到黄河入海口。此时，从长春星夜兼程两天，已距家乡1400多公里。河口区，像山东省东营市的一块“飞地”，离市区约60公里。胜利油田的第一口油井就是在东营村打出来的，城市由此命名。从河北省驶入山东后，靠着卫星定位仪的指引在一条条省道间穿梭，直到深夜才找到河口区。
去黄河入海口，并没有明确的路标，只有向当地人打听。好在车体上印着“黄河，我的中国结”和一张大幅中国地图，它们替我们说出了行动计划。当地人对黄河都很有感情，很主动地给我们画路线图。经过一段坑洼不平的路，终于看见了一个大牌子——“垦利——黄河三角洲欢迎您”。前面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黄河入海口了！真有点儿心潮澎湃。
曾经沧海
进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就看见到了一望无际的芦苇和一片片被水浸泡着的黄土地。这里的地很“湿”，车子常常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水里开。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是衡量人类活动优劣的晴雨表，而黄河三角洲湿地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刚刚驶进黄河三角洲湿地，手里的GPS（卫星定位仪）就显示：我们已走进了“海”里。在GPS的显示屏上，车子正在黑色的“海”上划出一条白线。真是不可思议！GPS是用多颗卫星共同定位的，相当准确，只是地图没有更新。不过，这里原本就是海，成为土地只是近来的事。黄河每年向渤海推进约两公里，那么脚下的土地或许只有几岁，表层的土地可能都是新的。
这样大片的土地，都是黄河从中上游带下来的泥土堆成的？荆宏说这是“愚公移山”，我说这是“精卫填海”，不停不息。
无数只桔红色的磕头机在这里作业。这些磕头机有韵律地摆动着，仿佛儿童游乐场里的风车，散布在广大的田野里，构成童话般的景象。这些磕头机相当于“海上钻井平台”，在过去是海面的地方打油。这里的标语上写着：“把孤东变成油洲和绿洲”（孤东是此地所在的镇）。后来往垦利县城驶去，发现此言不虚。路边的加油站一家挨一家，油价也真便宜，90号汽油才3元一公升。
真正的河海交汇之处，需乘船才能到达。正赶上小浪底水库进行调水调沙，船停了，我们站在离海最近的一座浮桥上向海的方向眺望。平生第一次见到滔滔的黄河水，想起“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谚语，原来竟是一句并不夸张的大实话。望远处，河宽无边，一定就是在那里，河海相融。
黄河，像一匹无比巨大的黄绸缎从远处滚滚而来，又向海的方向无限伸展而去。想起刘禹锡的诗“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自古即是如此，生生不息，奔流不止。
黄河入海口的垦荒棉农
在共和国最新的土地上
千里垦荒的河南农民露出笑容
但面对他一双稚气儿女
我们却尝到了苦涩
在湿地上，看到许多农民的窝棚。最初以为只是农民干活时休息用的，过去一问才知道，这正是河南农民在山东的家。
最先见到的是两个孩子，一对姐弟俩。他们身背农药箱，向地里喷洒农药。听着他们令人费解的乡音，好不容易才明白：他们是跟随父母从河南濮阳市濮阳县来这里种棉花的。走进棉花田，又见到三个河南农村妇女，她们2004年2月从家乡来这里，要等到10月份摘完棉花才能回去。虽然如此辛苦，但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询问详情，她们喊来了一个男人——那对姐弟俩的父亲，这块土地就是由他出面承包的。这个朴实的河南汉子叫王朝显，他告诉我们，这是一片新生的土地，当然就没有原主人，现在归“军马场”管。他和河南老乡一起与“军马场”签了一个1500亩的大合同，他承包其中的200亩。因人手不够，他让老婆回老家找人去了。
那么，他们就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最年轻的居民了。从河南濮县到这里有500多公里，他们连拖拉机都开来了。在这片荒地上，他们先除草，再种棉花。这位河南农民抓起一把泥土说：“这里的地好啊，你看，这土多肥啊！”是啊，这是黄土高原上的黄土，黄河把它们带下来，造成了那里的水土流失，同时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这里形成了肥厚的土地。
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晚上就住在塑料布搭起的窝棚里。小窝棚搭成窑洞的形状，里面的木板上堆着被子。“2月时不冷吗？”他们知足地说：“冷有被子啊！”他们用泥砌了一个炉子，露天支了一口大锅。王朝显端起大号杯子，扬手赶走杯口的苍蝇，喝了一大口。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取，不过不用花钱买。
离开这里时，不禁感叹河南农民生命力顽强，但又想到那姐弟俩。一个14岁，一个15岁，都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跟着父母来这里种棉花。教室里突然少了他们，教师都无处可找。这里没有学校，同时他们都是家里的劳力，就更不可能读书上学了。我忽然有了一种怅然，这么大点儿就不上学了？还是义务教育阶段呢！那他们长大后还是这样走四方去种棉花？他们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写字也困难，让他们留地址时，方言我们听不清，请他们写到纸上又都互相推。
一百多天后回到长春，从网上看到了一则刊登于《齐鲁晚报》的新闻：“山东省为防止滥垦土地破坏湿地，新近作出规定：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小岛河口及莱州湾滩涂湿地等重要湿地内一律禁止开垦或随意变更土地用途的行为。”那么，垦荒的河南棉农会怎样，他们属于清理之列吗？
垦利拆手刹
行走
是收获的开始
也是修车的开始
在拍下“黄河最后一桥”的山东省垦利县，拆掉了汽车的手刹。
那“叮叮”的怪响始于兴城，是驾龄仅3个月的荆宏手艺不到家的“检修”造成的。出行的第一夜，在车上蜷缩了一宿。早上醒来，荆宏就趴到车底下去检车了，发现传动轴上的两个螺丝掉了，便动手安上两个。结果，奇怪的声音从此出现。沿途去了好几个修理部，都找不出原因。在垦利县胜利修车行，袁师傅看到车体上“黄河，我的中国结”几个大字后十分感动，坚持不收修车费。他仔细察看后断定是螺丝上紧了，必须拆掉手刹。
手刹，是这车出行后拆掉的第一样东西。起初还不觉得什么，进入山西后山路越来越多，坡路停车成为难题。尤其到了青藏高原，拍黄河“S”形大转弯时差一点出了事故。此后，车子又陆陆续续拆掉了许多东西，比如速度表、里程表等。
离开垦利县，去了被称为“全国菜篮子”的寿光市。这里真不愧为“菜都”，他们把数以十万、百万公斤的普通蔬菜收拾得像工艺品一样漂亮、水灵。

信天游7700

第三章
三 现代化的泰山与找不到孔子的曲阜
离开垦利，没有沿着河走，却去了沿海和老区。从烟台、威海、青岛到沂蒙山老区，空间上的距离并不遥远，只有二、三百公里，但时间上却像跨越了一个世纪。黄色的河水与蓝色的海水交汇的场景，我们没能亲眼目睹，但却通过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了。
从沿海到老区
沿海的百岁老屋啊
默然无语
却见证了
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相遇
在烟台海滨，一片红屋顶的近代建筑吸引了我们。这里是烟台市广仁路，许多建筑都是“百岁老人”了。那座外走廊呈环形的教学楼是“养正小学”，建于1900年，是烟台第一所国人创办的新式小学。不远处有一座石砌的城堡式西洋建筑，是烟台首家电力企业——“生明电灯有限公司旧址”，建于1913年……紧邻这个近代建筑群的是“张裕酒文化博物馆”，青铜塑成的拖长辫子的清代红顶商人张弼士傲然站立着，他远眺高楼，表情复杂。这里，不仅仅是烟台，也是我们国家近代工业文明开始的地方。
在烟台海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栋建于世纪之初的两层“洋房”：大块红色岩石砌成墙体，偌大的侧面只开了一扇小小的阁楼窗。石砌墙面之大与窗棂之小，构成一种别致的趣味。再次见到这种风格，是7月6日从威海去“天尽头”成山卫的路上，海边渔民的房子侧面也是这样的。原来，那些早期建造的都市洋房里也带有民间建筑的元素，或者说民间因子。这也许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也许是本地工匠的自然表达。发现，总是令人兴奋的。
青岛的海滨老房子更多。著名的“八大关”是山海关路、函谷关路、居庸关、嘉峪关等八条带“关”字的街路交汇的地方，汇聚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欧式建筑，康有为、老舍、闻一多、杨振声、梁实秋、沈从文等近现代历史上名人在这里住过，《骆驼祥子》就是在这条街上诞生的。
“副税务司住宅”是一栋仿佛专为展示各种窗子而建造的房子，窗子有扇形的、拱圆形的、正方的、短小的长方形……它建于1900年，是德国占领时期胶海关副税务司住宅。然而，年轻人对历史的荒疏却让人感到不安。这个大院如今是青岛海洋科技馆，“副税务司住宅”上挂着“青岛市青少年科技馆”的牌子。当询问起到底哪一栋旧房子是副税务司住宅时，保安们都表现出闻所未闻的样子。院子里停着十几辆旅游公司的大客车，好像真的很少有人问起这座房子的来历。
与副税务司住宅一街之隔是小鱼山公园，公园旁边的一座旧建筑吸引了我们。这栋德式小洋楼的窗子是中式风格的红色木窗，宽大、弧形的大阳台上摆着许多破旧的零碎物，显然房子被居民占用着，而且似乎是一些生活状况不太好的居民。建筑物的牌子上写着“阿里文宅第，建于1899年”。查了资料才知道，它的主人及设计者是同一个人——胶海关税务司恩斯特· 阿里文，一位对建筑业有浓厚兴趣的“中国通”，北京所有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建造的欧洲海关大楼以及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公使馆的设计皆出自于他的手笔。这栋住宅占据了海边最佳位置，高踞山上，不远处就是海滨浴场，许多游人穿着色彩斑斓的泳衣点缀在白色的海滩上。不过，昔日的豪门，如今房前一片蒿草，大理石台阶的每一级都破了。
小鱼山公园的览潮阁是鸟瞰青岛的至高点，在那里旁听了一位青岛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为客人做的“介绍”。这位穿黄衬衫的略胖的青岛男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表现出对青岛历史的熟稔。他先后介绍了中国第一个水族馆、栈桥、跑马场等，又指着对面“信号山”上最惹眼的“迎宾馆”说，那是1903年德国总督住的地方，3个圆球是发信号的，所以就叫信号山。信号山与小鱼山之间有一行整齐的建筑，是德国式的陆军兵营俾斯麦兵营，“要看日耳曼式的兵营不用去德国了，在青岛就可以看到。这个日耳曼式的兵营里面是通开的，许多门是相通的，一旦敌人打进来会弄不清哪里有人；每个门后面都有藏人的地方；楼道的两侧都是走廊，窗户打开时便于通风，同时打仗时窗口都可射击。这里曾是旧山东大学，现在是青岛海洋大学……”听了他的讲解，这些建筑在眼前清晰起来，那灰色大楼配以蓝色线条确有日耳曼式的优雅。
出租车上，一位中年司机也向我们介绍起许多老房子的历史。我很奇怪，难道青岛的出租车司机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他说：“哎，都是老青岛了嘛！现在八大关这些地方都要收门票了，过去都不要钱。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把里面都砸了，大家随便去。以前这些房子的玻璃是彩色的，可好看了，砸了真可惜！”他把近年来建造的“火柴盒”式的楼房称作“文革房”，可能是觉得其形式之枯燥乏味唯有“文革”二字最为匹配！
河与海离得这样近，人们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却相距那样远。离开青岛后，7月10日我们来到了沂蒙山。“小崮头”是从“色影无忌”网站上知道的，它在沂蒙山深处，因地势险、路难走，在明清朝代交替时一度被忽略，无派驻官吏，且不用纳税。抗日战争时，沂水县委在此躲避日军的扫荡。李存葆在《沂蒙九章》里也写过这里。到了沂水县城，当地人说：“小崮头，不在□□□□！”
进入沂蒙山，海拔开始不断升高。因为下雨，车内温度降到26度，是出发以来最凉快的一天。可是荆宏担忧地说，下雨，农民可能就不出来了。我说他是“心忧炭贱愿天寒”。
往小崮头去的路真不好找。按说，去小崮头的路难走，我们事先应该有心理准备，可是真没想到汽车开上去会那样难。离开小崮头以后，我觉得所有那些公路都是平坦的路、宽阔的路，都不算什么，太好走了。去小崮头的路，让人终生难忘！
顺着山路往上开去，路完全是由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石头铺成的。很快到了第一个村子，都是石砌的房子，本想下车拍摄，荆宏说：“回来的路上再拍吧！”当时压根儿想象不到后面的路有多艰难，想不到我们不再顺这条原路返回了。往第二个村子去时路就变得很窄了，这里的人用石头垒起来一道又像堤坝、又像护墙的东西。山上的水哗哗地顺着石头往山下流去，形成无数条湍急的溪流。一处山路，很狭窄，过得去吗？荆宏下车看了看，自信地说：“能过去！”他果然把车从两道石头墙的缝中转了过去，我心里叫：“好险啊！”像这样的内心惊呼，后来不知叫了多少次。
此后，山路完全变成了黑石道。这是清亮的、浸满水的黑石道，它是很美的，可也是让人心惊肉跳的黑石道，我们每过一道都要说一句“过去了！”这是在悬崖边上的山路上开车，常常左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崖，车轮偏一点就会掉下去，右边是黑石垒的墙，碰上就刮车。而天在下雨，路很滑，车轮在泥里打滑，在石头上跳跃，不听使唤。一次，车一下子滑到路边，眼看就要掉到山下，荆宏紧急打舵才把车拉回来，我已惊得心都要从胸口跳出来，想他也一定紧张得很。我们因紧张而不敢惊呼，几乎不说什么。在过了“四旺”村之后，车子终于被黑石的“墙”刮伤了。是车的保险杠与一块石头碰了一点，就带动另外几块石头转动，它们在瞬间露出锋利的尖，把车门上划了深深的几道，车门上“中国联通”的标志都弄掉了一条。这“伤”要一直带到西藏去了。
这样的路一段接着一段，忽而直上，忽而直下，忽而向左倾斜，忽而向右倒去，甚至让人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荆宏突然说：“我想把车搁这儿！”是要走上去吗？不对！荆宏一向都不打退堂鼓只知往前冲，说出这话一定是内心恐惧极了。我什么都不敢说，只是反复说“前面就到了”。他自言自语：“哎，咱们虎操操地就开进来了”。在最险的时候，我在心里曾多次埋怨：就是你，非要到这个“不在□□□□”的小崮头，惹出这么多麻烦。
小崮头终于到了！这里仿佛是山路的尽头，无法再上去了。这条路窄得只能勉强容下一辆车过，如果对面来车，就连错车、让车调头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发生了前两天那样在路上车坏了、走不了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就是来架飞机也没用啊！
把车停在村口，步行上去。果然见到许多老式的磨盘，还有穿中式袄衫的小脚老太太。时间仿佛倒退了许多年，村里很宁静。只有穿现代服饰的人间或出现，打破时空错位的感觉。
在一家农户门口，看到一位老太太坐在门边。借躲雨之机进了她的家门，这是一间阴暗狭小的泥木屋，苍蝇成群，光线很暗，床上还躺着位老人。墙上挂着剪纸，木头柜子很古旧，水缸像用了一个世纪似的，还有陶制的罐子、缝补过的篮子……床虽旧并在暗处，但也可看出是“有年了”。这真是一个让时光倒流的地方。
冒昧地向老太太提出请求——给我们剪一张剪纸。看我们诚心，老太太去后院取回几张玫瑰色的亮面纸，飞快地剪了起来。她说着我们勉强能听懂的方言：今年76岁了，和老伴结婚快60年了。老伴患了风湿病，躺在床上。问起抗日战争，老人说那年她13岁，八路军、新四军都曾驻扎在这里，但后来日本鬼子也打进来了……
在小崮头我们还经历了一件最不愿意发生的事——被盗。回到车上存储数码照片时，发现背包被人翻过了，本子、衣服等散乱地扔在包外。荆宏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他说：“你别瞎说，这儿的人都挺纯朴的。”可背包拉锁被打开，东西扔在外面，这是不争的事实。除了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等，车里没其它值钱东西，但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幸亏一只装器材的铝箱将车门开关死死卡住，偷盗者只打开了车窗，没能打开车门。丢了一只手机和一副墨镜。手机是备用的，主要功能是“电话簿”，所以直到山西太原才发现丢失。回长春后，从话费清单上看到，被盗打的电话都发生在沂蒙地区。
现代化的泰山
登泰山，是一次偷懒的登山，几乎是飞上去：坐旅游车到中天门，乘缆车到南天门，返回亦然。现在，上泰山的路大部分不用拿脚去“量”了。除了从南天门到最高峰“玉皇顶”这段路以外，一步步走着台阶登泰山的人并不多。
在通往玉皇顶的路上，海拔1200多米的地方，意外地看到一块黑匾金字的“中国联通”。一问才知道，这是山上唯一的公用电话亭，人们可以在这里用CDMA线路拔打电话。果然不少人到这里向家人汇报战绩：“我登上了泰山！”在建于宋朝的千年道观——碧霞祠，还看到了巨大的卫星电视接收器。许多束发道人走来走去，而“大锅盖”正与墙上巨幅的八卦图相对，让人感叹现代传播的无孔不入。泰山，这古老的道教圣地，也联上了现代世界的脉搏。
从沂蒙山去泰山的路上，因走错路看到了一个“家具的故事”。那是在莱芜附近，突然遇到前方修路，不知该怎么走，就采取“跟车”法（途中常用的找路方法，即跟上一辆目的地相同的长途客车）。我们跟上几辆写有“莱芜”字样的汽车，偏偏跟错了，那些车相继在几个路口四散而去，无影无踪。正在惶惑之际，突然看到“青纱帐”前摆着长长一排太师椅。
这里是田间地头，几个人正在往卡车上装运。他们演杂技似的把旧家具叠放到三米多高，还剩下很多古旧家具运不走。光太师椅就有十几把，还有好多桌子、长条案子、大床，以前这里“无木不雕”，所有的家具都雕着花。这些原本生活在许多个不同家庭的家具，突然被汇集到一起，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情感效果啊！荆宏兴奋地说：“这就是‘家具的故事’”。看来，误入“歧途”也有收获。
这些人专门到乡村里收购古旧家具，挨家寻找，低价收购，再卖给北京、广东的商人，打磨、上色等加工后卖个好价钱。他们扫雷式地走过了山东省的大部分地方，莱芜地区靠近沂蒙山，是他们“扫荡”的最后区域了。在这里，一对太师椅只卖500元。
（图片说明：从泰山下来直奔济南，此后便是不折不扣的“沿着河走”。车在黄河大堤上行驶，堤下便是滔滔黄水。路过平阴黄河大桥，桥头上写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噢，这是三十年前的流行语，就像今天“建设文明城市”之类的话语一样。）
找不到孔子的曲阜
黄河、泰山
孔子、儒学
在仁爱倡导者的故乡
收获的却是许多失望
曲阜，是“黄河，我的中国结”采访计划中的重要一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是孔子对黄河的感叹。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对推动中国人精神特质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是孔孟思想，它是构成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重要部分。到孔子故里去感受孔子气息，寻找产生于黄河流域、影响至今的“儒教”氛围，这是我们的愿望。然而，在曲阜，我们却没有找到“孔子”。
7月14日，在曲阜，距离孔庙还有一公里，就陷入车夫、导游、小商贩的重重包围。从“面的”司机到三轮车夫，见到我们都盯住不放，不停地聒噪。导游一群一片地站着，见到外地人就开始纠缠。进了孔庙、孔府才知道，更有办法的导游和小商贩都在里面呢！
在孔府，我有一种彻骨的失望。原来就是这样一些房子，这样一些讲解者，这样一种文化气氛。这里是孔子后代子孙的家，在当年是非常豪华的。但是，“为官养必然为官用”，孔子后代世代做“衍圣公”，生长在蜜罐里，再也没有产生像孔子那样有独立思想的思想家。这种世袭的富贵，实际上是一种灾难，它让后代子孙失去了创造力。
导游的讲解更是让人感到一丝寒意。在孔府内宅，听到导游这样介绍：“孔子第76代孙有三个老婆，一妻两妾，啊，他们都生活在一起，现在房子里就是按他们生活的原样布置的，大家可以从窗子望进去，看到他们的生活场景……”导游还绘声绘色地讲三个“妻妾”间的矛盾纠葛。于是，所有的游客齐刷刷地将脸贴在玻璃窗上，异口同声地说：“看到了！看到了！这屋有床，那屋也有床。哎，三个老婆！”还有游客错听成了四个老婆。大家重温当年妻妾成群的一幕，发出唏嘘感叹，仿佛压根不是来找寻孔子足迹的。
在孔府和孔庙，到处是兜揽生意的商贩。他们身着“便衣”通行无阻，最初搭腔的几句话都很文明，讲解一下这里的历史，但推销马上开始了：“想听更多的吗，25块钱”、“买个VCD光盘吧，相当于请导游了！”一个怀揣“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的妇女贬低我手中的数码相机，说那玩意儿不行，还得她手里的“宝丽来”最好，一张只要12元……这里有卖糖的、卖蛋糕的、卖雨伞的，五花八门。后来在曲阜的大街上，看到这样的条幅：“建设文化名城，开发城市经济”。文化名城有没有建成不敢说，但城市经济肯定是开发了。
在孔庙，见到孔子的塑像“金衣加身”。事实上，孔子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他颠沛流离，四处碰壁，十分寂寞，死后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奉在高位。那么，他所提倡的仁爱礼义在人们身上实现了吗？在一群眼睛放光的车夫、导游、商贩身上，在工作人员懒散、淡漠的状态中，我不免有些失望。在孔子故乡，没有找到“孔子”。相反，那些为他所鄙夷的东西却显得那么乍眼。
倒是在去曲阜的路上，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山东哥们”。那是在水泊梁山——宋江安营扎寨的地方。行走的快乐之一便是结交朋友。静止不动时，大家都做日复一日的工作，互不相识；一旦行走起来，同类就“暴露”出来，相互吸引。山东哥们就是这样三位山东大汉，开着一辆小小的“星河北斗”要去新疆，他们也在车前盖上喷了张全国地图。梁山泊门口，两车相逢，相见恨晚。“山东哥们”中年长的马哥说：最好每天互发一个短信。我以为这是一句客套，没想到他们真的履行了诺言，从此飞鸿不断。
寻路心得：l GPS与地图对照着找路，用GPS判断行走方向是否正确l 问路最好当地的司机、邮局工作人员打听，询问时只问最近的目标地l 跟车，跟上一辆目的地相同的长途客车

信天游7700

第五章
五 走在太行山脊上
走进山西，走上太行。尽管山路坎坷，但从这里开始迎接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感悟与发现。
在太行山脊上
山在车轮下急旋
忽上忽下
路在山崖边倒挂
忽左忽右

闪电、浓雾、泥泞
所有的一切都来吧
穿越你们
才能驶向梦想的彼岸
山西的路，一见面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离开红旗渠青年洞，刚驶入山西境内，就在一处超限检查站停了下来，前面排了很长的车队。过了一小时也没有任何动静，也许是山体滑坡，也许出了事故，估计是持久战。我们做好了等一夜的准备，荆宏笑着说：“太行山多热情！这是留咱们。”是啊，也不是没在车上住过，食品储备充足，还有这么多人陪着！
天黑了，对面山上的货车打开了大灯，它们点亮了蜿蜒的山道，曲曲折折，让我们看到未来将走的路。晚上9点25分，整整堵车三个小时后，突然听到汽车的笛声，一声接一声。前面的车动了，我们赶紧跟上。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惊心动魄的三个小时“夜行山道”在措不及防的时候就这样开始了。
这里都是“胳膊肘”弯，车围着一块刀削似的山体做近乎于270度的大转弯，这样的“急转弯”一个接着一个。这里是盘山道，道边就是万丈悬崖。如果是白天还可以小心翼翼地贴着路边开，此时夹在一条巨大的车队长龙中，被迫以极快的速度在这从未走过的、漆黑一片的山路飞奔。前面的卡车跑的很快，人家虽然开着重载的拖挂车，但都是在这条路上的老司机，熟悉每一个弯道。我们却全得靠眼睛观察，对前面的弯道情况一无所知。身后也是重载的大型拖挂车，不断用笛声催促我们，人家也是熟悉山路的老司机，只因无法超车而不停地催我们快走。我们对太行山十分陌生，又是开车的新手，夹在这飞奔的车队里，内心惊恐极了。
前有“狼”后有“虎”，没有退路。车灯只能照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常常等车灯照到时，已经开到悬崖边上了，全靠荆宏的反应能力和对车的驾驭能力。谢天谢地，荆宏就是这样在风浪中成长的。
有时因为错车，前面的车队慢了下来，这时我们就暗自高兴，可以喘息一下。夹在队伍中行走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可以通过看前面车的尾灯来判断什么地方转弯。如果不是夹进车队，而是在夜里孤伶伶地在这山路上走，也很危险。
这时，天上下着雨，时大时小。远处在闪电，一道巨大的“人”字型划破夜空，让我看路旁有翻进深沟里的汽车……雨小了之后，山就不断地吐出阵阵白雾，弥散在车灯前，让人辩不清前方……
在一些急速下滑的陡坡，居然只能看得见前车的前灯而看不到它的尾灯。起初我感到疑惑，旋即明白：它一下子冲下去，所以虽然就在前面不远处，我们在后面却看不到它的尾灯；而它又疾速转弯，就在我们正前方，所以我看得见它的前灯；一个急弯接一个急弯，所以我总是看到它的前灯。
记得出发前，荆宏曾对朋友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不走夜路，一定会安全。可是，我们现在已完全违背了初衷，几乎天天走夜路。像这样的深夜，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升升降降，还不得不夹在一群专走夜路的卡车司机中以疾驰的速度飞奔，是事先无法预料、眼前也无法躲避的。天雨、路滑，车前有大雾，空中有闪电，路边有落石和坠毁的车辆……我们只能以镇定的心态去迎接这一切。
又在山里绕了二个多小时，终于开进了潞城市。
尘埃落定看大寨
生了锈的公社牌匾
退耕还林的梯田
窑洞上依稀可见“改造中国”

文革录像的喧闹声
也掩不住今日的
冷清
“大寨”是我最早认识的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30年前最常见的标语。2003年在黑龙江农村采访满族文化时，在一个村供销社墙上看到这样的标语：“队队学大寨，社社赶昔阳”。现在，我们亲身来到了这曾经辉煌过的地方——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
初到大寨村，是在日暮时分。村委会门前有块空地，有许多个卖布老虎、小挂包等旅游用品的小摊、小店，看得出很冷清。我们两个人孤伶伶地进去，突然就有许多家小店的电视亮了起来，响起了一个关于文革的纪录片解说词：“从来怕光的林彪来到了群众面前，江青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荆宏说：“这是放给咱们听的。”果然，他们的眼光齐刷刷地向我们望来。当我们迈出大寨村的大门时，这些声音嘎然而止。
第二天上午又走进大寨村，“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大字还镌刻在墙上。这些字迹告诉我们，那长长的窑洞式的房屋曾经是一个“集体”。但现在，它们分割成许多个小院落，大多成了“窑洞饭店”或卖旅游用品的小店。在一间窑洞门口停下脚步，一位老奶奶正在烙饼。和她聊天，她72岁了，她说那时候天天和陈永贵在一起干活，这窑洞式的房子也是那时候盖的。能感觉出来，老人挺怀念那时候的。
陈永贵故居，是此行中遇到的唯一不收门票的景点。看院子的两位年轻妇女说，这里现在由陈永贵的长子负责管理，他今年六十多岁，退休了，以前当过昔阳县的宣传部部长，现在每天早上坐公交车从县里赶到这儿来开门。可惜我们那天早上在大寨宾馆里往长春传稿子，被一分钟一死机的电脑折磨得半死，否则一定会采访到陈永贵的长子。
来到大寨村委会大楼后面的山上，看到一个院落，原有的“人民公社”的牌子已经锈迹斑斑。这个院落可能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刚迈进去便遇到两条恶狗，一白一黑，大叫着冲过来，一直把我们逼到大门口。好在荆宏有过数年在“长春农村报”的采访经验，他低下身装作拣石头的样子，那两条狗果然怕了，退了回去。
再往山上走，就看到“昔阳县大寨体育馆”，门前还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猜原来可能是个大礼堂。一问，果然是70年代建设的礼堂，当时主要用来开大会，现在成了打篮球的地方。
在大寨，不禁想起河南省红色亿元村——临颍县南街村。我曾对南街村的做法充满了质疑，但南街村的安定感让我喜欢，南街村的勃勃生气也是不可否认的。南街村有一种凝聚力，能感觉出来他们很爱这个集体。而在大寨，这种集体感却在消失。
我们住的大寨宾馆不仅脏，而且让人没有安全感。那一晚，我和荆宏住在“标准间”却没敢脱衣服睡觉，门用椅子顶住。房间里散发一股霉味，可能很久没人住了。服务员说，铁姑娘郭凤莲现在的办公室就在宾馆三楼，不过要采访得先通过她的秘书。这个宾馆管理混乱，她看不出来吗？
离开大寨，在山坡上回望，梯田层层叠叠，但许多已退耕还林。
去五台，没有路标
从大寨去五台山，路非常难走。地图上看着没多远，可走起来却总也不到，原来都是盘山道。过了藏山（据说是藏赵氏孤儿的地方）就进入了“破路”——比沙石路还不如的“路”，轮胎在上面发出磨擦的声音。在这种既无柏油，亦无路标的路上，一看到大货车就感到十分亲切，因为他们来了说明前面的路可以走，他们能过我们的“悍马”就能过。从这时起，我们默默地与货车“兄弟”们建立了感情，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反感拖挂式货车。在山西太行山的许多段路上，尤其是这种正在维修中的路上，正是与货车相伴，有时与货车们组成临时车队，才走了出来。
山西的路，自有一种骇人的气势。路，有时挂在崖上，有时又穿过峡谷。有时路就夹在两山之间，而两山又都笔直地朝向天空，仿佛被人切开似的。这样的路总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有伏兵的地方，暗暗地有一种恐惧，有点“草木皆兵”。路边有些大块石头，是从山坡上散落下来的。山半腰上“挂”着些大小不等的石头，仿佛被山“含”在嘴里，似落非落。我们走得担惊受怕，也只有“快速通过”一招可用。还曾远远地听到轰隆隆的炸石声，走近一看，是修路工人在炸掉那些可能会掉下来的石头。
晚上7点半，在通往五台县的最后一个路口——石盆口村，路突然断了。这怎么办？这时，几位“好心人”拉开车门，表示要上车带路。荆宏告诉他们车上放满了东西，没有座位。但他们不甘心，说如果没有他们带路村民不会放我们过去。荆宏表示不用。他已下车观察了地形，看到山下土路有一条车辙，通往那条大路。正在这时，看见一辆运煤车那土路上走，我们决定跟车。果然，它是有经验的，它走过的地方常常是水不太深的。在最后即将上坡的时候，这辆车心急，抄了个近道，结果车轮一下子陷进泥沼中。我和荆宏都吓出一身冷汗，好险啊，如果不是这辆大车在前面“趟路”，我们可能就陷在那儿了。我们从旁边的路通过时，那辆车已经开始往下卸煤了。
寂寞广济寺
与时间赛跑，终于在7月22日天黑后不久到达五台县。此时我已深谙“砍价”之功，把宿费由150元“砍”到80元。不顾“震荡波”病毒发作后电脑一分钟一死机，晚上我还是上网看了设在敏思博客的个人网页，看到了导师张福贵的留言，看到了爸爸贴上来的打油诗，觉得网络可真好。
五台县的广济寺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早出发，去看广济寺。可是，几乎把县城仅有的几条街道都翻遍了，才在一条小街上找到“广济寺”的牌子。牌子那么小，门前还写着“五台县文物局”，到底是不是广济寺呢？过去一问，正是！但寺里已没有香火，也不接待游人，是五台县文物局所在地。五台县文管所的所长赵广文听说我们是记者，便让解说员讲解。
广济寺的大殿是元代的建筑，石经幢是唐代的！惊讶于这大雄宝殿的精美，梁上龙头、檐角的小人都有栩栩如生的形象，用“看呆了”来形象我们的样子一点不过分。荆宏开始从各个角度拍摄。
但广济寺的大雄宝殿前有一排奇怪的平房，正好挡住了通往大殿的路，让人无法从正面、从远处看到大殿，把大殿隐匿起来。解说员孟繁花说这是五十年代的建筑，是办公室。我说，如果不拆掉，这里永远无法恢复原貌。目前，这里的保护只是围起来，防火、防盗，但里面落满灰尘，不为外人所知的。这是五台山寺院中最寂寞的一个。
现代云游僧
虽然站立在佛门之外
但云游四海
是我们共同的向往

我们也是“和尚”—— 走天下的“穷和尚”
始终坚信
穷和尚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富和尚却未必
往五台山去，看见一个指示牌：通往尊胜寺。没想到，这个计划外的采访使我们结识了一位谈起来相当投缘的现代和尚。采访的魅力就在这里——总有意外收获。
戴眼镜的小和尚跑去通报后，我们在“善住院”见到了尊胜寺的住持——慈圣大和尚。他说着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从那一刻起，我感觉这绝非一个普通吃斋念佛的和尚。
他坐在一张很舒服的太师椅上，前面是一张一米多长的茶桌。茶桌是用巨大树根精雕而成的，行云流水般曲曲折折，旁边还放着一个电热茶壶。这些器具只有在大都市豪华的茶艺馆里才能见到，而那样大的树根茶桌更是少见。看来他是一位不拒绝现世享受的和尚。此后，看了他禅房，里面有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和许多书。他还为尊胜寺设了网页。
慈圣大和尚是什么时候开始给我们斟茶的呢？是谈到佛教音乐的时候。荆宏说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得到保护，慈圣大和尚开始点头，可能是发觉眼前的人是个有视野的人，不可小觑。慈圣说，佛教音乐很古老，保存着很多唐代的曲调，他很想建立佛教乐团。但他认为不一定非要出家人来演奏，这是一种文化，亦是一种修养。以前敲打吹唱都是念给佛祖听的，为什么不能让人人都有佛性？让人人都有崇高的思想？他说，现在许多庙里的佛教音乐与唱经不合拍，吹的是一个调，比如D调，唱的又是另一个调，E调，所以佛教音乐应该得到专家的指点和调整。荆宏说：丽江古乐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五台山的佛教音乐也应该得到保护，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文化部的支持。慈圣听了，露出赞赏的神情，开始低下头沏茶并且用精致的功夫茶杯子给我们俩各斟了一杯。
慈圣认为，现世应有现代的佛教思想，即赵朴初提倡的“人间佛教”。佛教在人间，不只在寺庙。他感叹，全世界的东西方文化都在进行交流，在海外可以看到越南和尚、韩国和尚、台湾和尚、西藏和尚，唯独见不到中原的和尚。他进一步阐发“佛教现代化”理论，说佛教应与社会同步发展，电脑、电话、小汽车都该有，干嘛要住个30年代的房子，点个蜡烛念经？他还谈到台湾的佛教界开始建立自己的电视台，宣传佛法。看来，佛教界正在运用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宣传佛法。
这是一个不肯局限于五台山的出家人。慈圣大和尚今年47岁，山西原平人，出家17年了。他原来在轩港矿务局当货车司机。1982年第一次游五台山时，他觉得“这里和我生活的地方不一样”，后来便常来。此后，剃度、离婚、受戒。他是一个自由的和尚，和“大德高僧”格格不入。他去过珠海、潮州的学佛院，到过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国内的寺院里北到哈尔滨、南到三亚走了个遍，总是每到一处挂单几天就走人。因为没钱，到越南是和马帮一起去的。在游历中，他了解风土人情、广种薄收、人群种族……他自嘲说“我是个不守规矩的和尚，抽着外国烟，喝着台湾茶”，他说许多和尚把念经当成懒惰的代名词。
17年前他出家时，女儿娟娟只有1岁。如今，女儿18岁了，才相认了没多久。说起过去，他说“从不后悔”。
听他讲许多旅途中的事情，让我再一次坚信：只有在行走中、游历中才能参悟人生。他说起在普陀寺曾和老和尚打了一架，把人家手捏黑了，是因为“下雨了，挂个单不行吗？”他大骂老和尚：“你们一点也不慈悲！”在那云游的3年里，他说自己“精神好饱满！”他出家以后觉得，要创新就得走出去。听说我们的行走，慈圣也很感兴趣，得知我们的车里温度高达摄氏40度，慈圣大和尚竟“哇赛”一声。
佛家如此，我们的人生追寻不也需要走出去，去看、去听、去寻找？我们与“现代和尚”、云游僧有一种精神上的类同。我们也在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我们曾自比为“走天下的穷和尚”，但亲眼见到真正的云游僧，却是在五台山的寺院和台怀镇（五台山寺院最为集中的地方）的街路上。我觉得，佛教这种游走的传统挺好，有出息的僧人是去游走的，而不是在一个庙里把个门、扫个地。
但是当云游僧是很苦的。那天下午快五点，在五台山龙泉寺遇到一位刚进寺院大门的云游僧，他穿着脏兮兮的黄色袈裟，挎着一只黑色的大包，手里还拎着几只塑料袋，风尘朴朴的样子。他们真的是“一钵一瓢”就走了天下吗？
台怀镇上的风景
尊胜寺是五台山的“咽喉”，离开这里就上了五台山。上山后遇到的第一个寺院是清凉寺，正在重建中，除去几块“清凉石”是原有的，其它全是簇新的。我在清凉寺门前的空地上打开电脑，存储照片，这时天空突然飘下雨点。山里的天气就是这样，风云突变。很快，这演变成一场大暴雨，我无奈地脱下旅游鞋换成塑料凉鞋，心里想：下次出行，说什么也要买一双防水的鞋。
通过五台山“收费处”，首先来到金阁寺。它坐落在山坡上，气势宏大，金碧辉煌，那些汉白玉栏杆和巨大斗拱、红色的柱子都让人想起宫殿，但最里面的房子却是窑洞。让人感到好笑的是，金阁寺进门处大殿的墙上挂着“五好寺院”和“五好僧人”的标准，其中五好僧人的标准如下：一，遵纪守法好；二，本人修持好；三，僧舍卫生好；四，僧容僧貌好；五，六和共住好。五台山景区还成立了以景区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双五好活动领导组”。
找到住持广济师傅，想和他聊聊。可是他听说我们去过尊胜寺，听过那里的住持讲佛法，便很不屑地说：“听他讲佛法？”我知道，他们是相轻的。
五台山的寺院总体上给人感觉比较华丽。龙泉寺的汉白玉牌坊雕满了重重叠叠的细密花纹，影壁也十分精美，但这又未免有些过于奢华。据说龙泉寺曾是杨家将的家庙。和尊胜寺一样，龙泉寺也是民国初年一位来自“关东奉天省”的和尚修建的，我很奇怪，东北和尚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到山西修寺院？
每个县都是以县城为中心的，而五台县却例外。如果把五台地区比做佛国的话，台怀镇才是佛都，五台县的县城却像是通往佛都的一个关门或驿站。据说在清朝的时候，五台县的县令是七品，而管理台怀镇的喇嘛是一品。台怀镇上，到处是行走着的游僧，有来自西藏的喇嘛，也有穿黄色袈裟的各地和尚，让人恍惚间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不过，我们很快清醒过来：没有时间停留了。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到繁峙。
繁峙不可久留
紧赶慢赶，终于在天刚刚黑的8：45勉强开到繁峙。山道上尽是“胳膊肘弯”，路边不断出现“低档慢行”、“频繁制动危险”、“档刹并用”、“危险”的字样。我们看到一块红色的“血字碑”，落款是“繁峙交警处”，猜想这里一定死过许多人。
当来到地图上呈红色（道路等级高）的国道时，我们都傻眼了。竟是连路基都没有的泥浆路。就这样，对付着开到繁峙时，天已漆黑一片。
走进繁峙县城，没有路灯。更让人不解的是，进县城的路上，每三五米就是一个深坑，让你走“之”字形都躲不过去。“繁峙矿难”声名在外，我们对这里已先有一些恐惧。更奇怪的是，这里的宾馆大多与洗浴中心在一起，我不喜欢这种“宾馆”。县招待所应该是最安全的吧？我们俩开玩笑说：“要不就住一下当年新华社记者受贿时住过的房间？”还真住不起！县招待所里三个男人都光着膀子，其中一个漫不经心地让我看房价——豪华套间450元、380元，没有标准间，再就是普通间，6人一间，10元一位。天啊，还有这种定价？我和荆宏当即决定不住了，连夜经代县奔太原而去。
在去代县的路也在修，很乱，只好跟车，跟着一位“大哥”——绿色邮车。其间多次翻沟越岭，如无前车指引，不可想象。我们组成一个临时车队，甚至有一辆运猪的小三轮也加入其中。每到颠簸路面，那小三轮上的猪便醒过来四处看看，打个哈欠。

信天游7700

第六章
六 解读山西大院
中国地下文物最多的省份是陕西，而地上文物最多的省份是山西。从五台山下来，我们便穿行于古迹之间：山西省太原的晋祠、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以及平遥古城、王家大院，还去了洪洞县的大槐树……感叹于中原的“土”太厚重，常常于恍惚间仿佛窥见遥远的过去。
石碑上读晋祠
从圣母殿外面的石碑上
读出山西民苦
在供奉河神的庙宇里
看见黄河汹涌
离开繁峙后开了整整一夜车，终于在早上4点到达太原。
中午醒来，直奔晋祠而去。晋祠距太原市不远，最早是为纪念晋国的开国诸候唐叔虞而建的，是我国祭祀文化的发源地。查看资料，发现太原市的几处名胜都是省级保护单位，唯有晋祠是国家级保护单位。
山西，是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留下很多足迹的地方。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对才女林徽因怀着一种特别的崇敬，她有着“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如果说我内心有一个偶像的话，那就是林徽因。这一次我们夫妇能踏上万里征程，寻访传统文化，也是受到她与梁思成实地踏察古建筑的影响。看过她的一篇文章，说到她与梁思成在晋祠的“惊喜”。那是上世纪30年代，他们夫妇曾多次到太原，却总与晋祠擦肩而过，就因为对“名胜”充满了怀疑（行走起来，我们也持有同样观点）。但一次偶然从晋祠旁边路过，他们俩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两个人紧紧地抓住车窗观看，返程时便提着沉重的行李在这里下车参观，留连忘返。
然而，参观晋祠时却并不轻松，我是带着“读晋祠”的任务看晋祠的。那天下午，我们在晋祠入口处犹豫了，门票是40元，挺贵的。和门卫一聊，他建议我们跟领导说说免票的事儿。没抱多大希望，但还是去争取一下。在晋溪书院，找到了晋祠博物馆的郝书记，他很热情地说：“文化人来了，我们欢迎，只要你们在文章中写到晋祠，那就不只是40元门票所能带来的价值。”他的书法很好，签的免票单十分漂亮。他的另一句话让我难忘，他说：“许多人来了只是看热闹，希望你能读懂晋祠。”读懂晋词，谈何容易？
一步步往里走，看了献殿、圣母殿、周柏等等，宋代的侍女塑像十分精美。可是怎样读晋祠呢？我想，这里是建筑的晋祠，绘画的晋祠，更是历史的晋祠。宋、明、清的建筑这里都有，像献殿这样没有一根钉子的建筑，还有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立交桥的“鱼沼飞梁”都是古建筑中的杰作。圣母殿的建造也是十分恢宏的，雕梁画栋，只是画都已模糊。那么，透过晋祠的建筑美、绘画美、雕塑美，我们还能窥视到它本来的功用吗？
在圣母殿右侧的几块石碑上，我找到了些微答案。一块石碑上写着：
“维景奉二年岁次辛未三月庚子朔十五甲寅
皇帝谨遣太常寺寺丞李希安献祭于
晋祠广惠显灵昭济圣母之神曰兹者山西民困极矣加以久旱谷用无成民生罔赖此诚子之不德所召惟神至仁独不动悯念乎况素以庇民得祠者尤当不可缓也
尚望广作霖雨大作丰年非独子免夙夜忧惶神亦可隆……”
我不是学历史的，不知这是什么朝代的皇帝，但话说得很清楚，是“山西民困极矣”，所以向圣母请求“广作霖雨大作丰年”。碑上还有类似“罪已诏”式的文字，是君王做的自我检讨。其它几块碑上的字我认不大清，但都有“水利”两个字，有的碑上还频繁出现。我想，晋祠之所以历经三千年一直很繁盛，和这里的民生困苦有关，人们是为祈福而祭祀的。
即将离开晋祠时又去向郝书记讨教。他原在文物局工作，说晋地在古代是与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方，尧、舜都曾在这里与北方少数民族征战过的。直到近代，北方战事也常在这里发生。所以，兵乱、水患造成“民苦”，先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求神问卜上，祈求平安，这些才是山西寺多、祠多、建筑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
离开晋祠，既感慨于它的精美、古老，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怅然。也许我们太贪心了，太想要那些属于自己的个体感受和独特信息。除了那碑文是我们自己的发现，在这人头攒动的群体里，接受到的信息几乎都是统一的、公众化的。也许因为有过记者的经历，所以这般“苛求”。但这种感觉在行走中越来越强烈。行走，是寻找那些曾经有过的生活印迹，而这一切必须是真实的，不矫情造作的。
乔家大院与渠家大院
挂大红灯笼的乔家、渠家
不再是历史的原貌
新一代“晋商”们
演绎着一场悄然的文化毁灭
7月24日傍晚，来到了山西祁县。
乔家大院因拍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出名。还没到乔家大院，就见到一条长长的旅游用品街，摆着许多不属于乔家大院，也不属于祁县的东西，比如毛主席像章、文革画报等。走进乔家大院，院落果然精美而有气势，但到处高悬着大红灯笼，和电影里的场景一模一样，这是乔家大院的本来面目吗？细看了屋檐上挂灯笼的钩，很古旧。在一处挂着锁的仓房，透过窗户，看到几十只堆放在一起的旧的木质的圆灯笼。想必挂着这些灯笼的乔家大院才是原本的模样，而现在挂的长长的大红灯笼只是为了迎合游客。
离开乔家大院，我对荆宏感叹：“想让一个地方富起来吗？就让它变成景点！想毁掉一个地方吗？也让它变成景点。”游人用足迹破坏古迹，还用“口味”来误导景点的管理者，改变了景点的面貌。乔家大院本是一个家居院落，现在为了丰富内容，添入许多当地的民俗展。这种“二合一”式的布展方式在各地民居景点里十分普遍，但它改变了乔家大院本来的氛围。苏州甪直镇的沈宅是我奶奶的娘家，现在也成了收取门票的景点。2002年我去看时，发现里面布置了“江苏农民服饰展”，还请几位穿着苏州乡下服饰的“农妇”站在那儿当“道具”。看似内容丰富，其实把它本来的东西挤掉了。这不是乔家大院或沈园一两个景点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旅游业的普遍思路。
相邻不远的渠家大院，原以为会和乔家大院差不多，没想到这没借上电影“光”的地方反而更多地保留了本来面目。一位姓温的老同志非常热情地介绍我们看“藏书阁”上贴金的彩绘屋梁。借用他的望远镜看了一下，真的很精美，那是用金子压成粉，用蛋青调合贴上去的，所以叫“贴金”而不是“描金”。彩绘中画有西洋钟表、指南针等许多东西，已经有三百年了。荆宏急忙回车里取来座机拍摄。
老温从1993年景点筹备开始就在渠家大院。他说，这藏书阁楼上的炮楼是全县的制高点，原是阎锡山的队伍建的，后来曾被日本人占据。我爬上去，果然可以看到渠家大院的全貌。渠家历经400年建成这样大的规模，真是令人惊讶。我问这里为什么也挂了许多红灯笼？温同志说，因为乔家大院成功了，县里又要开辟渠家大院作为旅游点，就仿照乔家大院的样子把原来的灯撤掉了，换上长长的大红灯笼。为什么这里的门都这样矮呢，只有房高的一半？温同志说此地风俗如此，而且房门之间不能相对，一定要错开。
为什么渠家大院的门票要比乔家大院还贵呢？他告诉我们，其实渠家大院比乔家大院的建筑档次要高，乔家曾有女儿嫁到这里，俗话说“嫁女必须胜吾家”，渠家的地位也比乔家高。渠家曾有人官至三品，所以可以修一个大牌楼。他指着渠家屋檐上的兽头说：“你看，都是张着嘴的。家里有人当官，兽头才能说话”。噢，当了官才有话语权。而乔家大院的屋檐上的兽头是闭着嘴的，家里没人当官就不能“说话”。另外，渠家的“沿台坡”是青石的，而乔家只能用沙石，这就是地位的不同。
但现在，乔家大院里的文物却比渠家大院里多。因为1986年最早建设乔家大院景点时，把渠家大院里的文物也集中到那里去展示了。乔家大院因为知名度高，来的人多，每年的门票收入达1000万元，也就有能力去民间收购一些文物，藏品还在不断丰富；而渠家大院虽然建筑上更胜一筹，却没有足够的名声，参观者少，一年门票收入仅50万元，无力再去增添文物。
平遥啊，平遥
2004年10月17日
平遥古城墙的南城门坍塌
其实我们在时
就听见了断裂的声音
离平遥古城还有几公里时，就遭遇了揽客者的“包围”，一辆小面包突然横在车前，车上下来一个人，表示要带路，可住宿，可讲解……还说公用停车场的停车费是20元，别去！我们不喜欢被人摆布的感觉，所以挥挥手，拒绝了。来到停车场，停车费并没有像那人说的那样，是10元。
步行入城，三轮车夫们又蜂拥而上。我们只顾向城里走，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古城墙非常巍峨，里面是用土夯实的，外面有砖，尤其从城外看时非常气派。这是典型的明城墙，存在到今天已成为少见的城墙实物。平遥古城里的老房子特别多。但是，在街巷里穿行，发现这些老房子已有了“分化”：一种房子用黑色、金色修成崭新的模样，门口收费；另一种则破旧不堪，仿佛无人居住，废弃了一般，没有人气。这种两极式的房子有时就连在一起，一边修饰一新，开门迎客；一边潦倒寂寞，门庭冷落。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任村镇，以及去五台县的路上看到的那些小村庄，它们的民居保存完整，特点鲜明，生活在那里的人都精精神神，房子也收拾得干净利索，百年老房子里透出生机勃勃的生活气息。
平遥古城入口处出售的是联票（120元游20个景点），幸亏我们没有买。联票一下子就把人套牢了，有的游客疲惫地坐在景点外的马路“牙子”上歇息，手里拿着还有许多“孔”未打的联票，显得无可奈何。古街上能见到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国人，可他们对街两侧摊位上无数的假古玩并不买帐，这让那些卖主十分失望。他们用铜壶敲敲，说“这可是铜的”，可外国人并没回头。
记得有位专家说，在明代，像平遥这样城池有上百个，平遥并不是最好的一个，但现在只剩下平遥，它成了孤例，所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么，该怎样让它的生命自然地延续下去呢？
城堡般的王家大院
民间故宫
山西大院的极致
只是冷气森森
仿佛冰冷的家法仍在
上午渠家，中午平遥，晚上王家，7月25日一天，我们探访了三处著名的山西民居“大院”。原以为祁县渠家大院就是山西民居的极致了，没想到王家大院规模如此恢宏，用“民间的故宫”来形容并不过分。
这里简直不是一个宅院，而是一座城。山西大院都有城堡式的特点，不过王家大院更是登峰造极，干脆修了高耸的城墙，这城墙的结实与高度一点不比平遥古城的城墙差。而城墙下的大门不像是家门，更像是城门。院落的大门都特别高，显示出高门大院的气派。老大是五品，门向侧面开；老二是四品，门就在正面开。他们的房子雕饰精美，阶梯上有“狮子滚绣球”等石雕。王家大院里的两处院落竟用一架石桥相联，这石桥跨度在十几米，也很精致。站在王家大院的城墙上往下看，屋子一间挨一间，每个院落都与众不同。有一个院落曲曲折折，每一个小院都有正门和两个侧门，彼此相通，非常诡秘。这儿的房屋建筑还有个特点：特别密集。如果是在江南，一定会留出大量空余来给花草池塘，而这里却一间紧临一间，中间只留出小小的庭院。
这么多房屋，得住多少口人？花多少钱建成？当年，王氏子孙为什么选择这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些，都无人可问。只听一位导游说，这个王家在解放前就把房子卖掉了，主要是因为后代子孙赌、毒。败家的大抵都是这两样事，我爷爷家在苏州花桥巷的老宅也是被嗜赌的叔公抵了赌债。不过，能把这么大一个“王家大院”卖掉，一定是个超级败家子。
在王家大院大饱眼福后，又去了相距不远的资寿寺。已是下午6：40，距离这个寺的“下班”时间只剩20分钟。这里十八罗汉丢失彩绘头部的事，曾经轰动全国，现在它们又复原了。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没有像晋祠那样将彩绘塑像围起来。
“分层化石”霍州府
元代的大堂，极简
明代的堂前抱厦，极繁
矛盾的风格集于一身
难怪梁思成说它“滑稽”

我们在堂前惊叹
这无法虚构的历史
霍州本不在行程计划之中，只是天黑时到达，不想赶夜路了，便住下来。
7月26日一早，在雨中出发。突然，远远地，透过车窗看见街边有一个古代的牌楼，上面却挂着“人民gov-ern-ment”的牌子。gov-ern-ment的牌子怎么挂到古迹上去了？停车过去一看，啊！这里就是与故宫、河北省直隶总督府等并称全国“四大府衙”的“霍州府”，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州级衙署。霍州市gov-ern-ment在它后面办公，所以把牌子挂这儿了。
林徽因夫妇在文章里也提到过霍州大堂，说它是个“滑稽绝伦的建筑独例”。至于如何滑稽，还是亲眼看了才有一些体会。这个霍州府，是元代、明代、清代多次建筑的结合体，像一块化石，可以分层显示出不同朝代的艺术特色。这里的大堂建于元代，它所表现出的风格是质朴大方，几根梁柱都由未作加工的树干直接做成，有的下粗上细，没有什么打磨、雕琢，表现出一种自然古朴。而围在大堂外面的一圈雕梁画柱，却是明代加上去的，表现出明代的风格，绘画细致，色彩生动。明代的梁，都有雕凿得浑圆的石头底座，而元代的梁直接插在地上；明代的梁打磨得上下粗细一致，表现出精细的加工，而元代的梁就看不出什么加工，仿佛树本来是怎样的，就怎样拿来用。
在“受戒亭”上看到两块石碑，上面写着“尔俸尔禄 民脂民膏”还写有“御批”，这很让我惊奇，原来古代的皇上用这样直截了当的话来训戒臣子的。
洪洞县探访大槐树
千百年过去
漂泊者仍记得
家在洪洞大槐树
7月26日那天有14个小时在赶路，因为有两位朋友在洛阳等着呢！洛阳是这次黄河之行的第一个休整站。军人赵志刚是荆宏的铁哥们，曾在长春的空军二航院读书，对摄影的共同爱好使他与荆宏、另一位好友于兹祯结下了深深的友谊。这一次，他不仅要款待我们并帮助检修车辆，还把老于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召唤来了。老于带着8岁的女儿已于26日中午乘火车到达洛阳。所以，我们心急火燎，恨不能一下子飞过去。
洪洞县的大槐树，有上亿人把它认作故乡，有首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明末曾有过7次大的移民，把山西的人口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等经历战争后人口减少的地方去，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大槐树是当年移民时点名、领取“川资”的地方，也许当时移民的文化程度不高，记不清老家的地名，只记住了大槐树。
大槐树公园里有已经枯死的第一代大槐树的树根、干枯的第二代大槐树，和现在还活着的第三代大槐树，以及衍生出的第四代大槐树。第三代大槐树上系着的许多红色的中国结，让人感到一种力量。后来在洛阳，志刚的一位朋友亲口告诉我们，他们都深信自己是从大槐树迁出来的。据他讲，家在大槐树的人有个共同特点——小脚趾都有个分叉，所以每年有很多人来洪洞县大槐树寻根问祖时脱下鞋子来验证。
大槐树旁的一座800多年前的金代的石经幢吸引了我们。石经幢上凿刻的武士不仅形象逼真，生动饱满，而且有一些还长着翅膀，像“安琪尔”。其实，这里曾经是寺院，当年外迁的人都到寺院集合、出发，只不过人们对大槐树的印象更深，所以都说“家在洪洞大槐树”。
“苏三起解”也让“洪洞县”名声大燥，我们顺便去看了“明代监狱”，可惜都是1984年新建的。
（图片说明：图片说明：在这座“明代监狱”里，有两道门的方向是相反的，一扇从右开，一扇从左开。这一改变思维定势的设计是为了拖延犯人越狱时间。据说，原有明代监狱的高墙里灌装的都是沙子，如果犯人试图挖墙越狱，沙子便会从墙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涉水飞渡
离开了洪洞县后便狂奔起来。实际上又进入太行山区了，弯道一个接一个。上山时，车子的水温开始上升，有时就需要停车“休息”。路边出现一种“降温”服务，让车在水渠中走一遍，以降低轮胎和刹车片的温度。坡度不断升高，耳膜开始有些感觉，就像飞机起飞时一样。在旧县镇西堡村，一个下坡非常陡，竟然使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我从座椅上滑落下来。
过了安泽乡，刚到良马镇，就在一条河前停下了，桥被冲毁了。可能是刚刚冲毁，因为前面受阻的车并不多。河水黄黄的，这就是给黄河带来泥沙最多的沁河。在沁河的上游，我们看到有许多控制水流量的“人字闸坝”，但这里的桥还是被冲掉了。要不就绕道？那样我们当晚无论如何也到不了洛阳了。荆宏下车去河边观察了一会儿，看到了一辆轿车的“失败经历”，也估计出这段河的深度，最终决定开车过去。“水慢过，沙快过”，我们的“悍马”到底是底盘较高，稳稳地冲了过去。这一下，我们的车成为“英雄”，在众人瞩目中开上岸。
到长治市以后又遇到了麻烦。在通往晋城的公路上，有一处桥下的便道积满了水。看着这足有三十多米宽、波澜壮阔的“河”，我很犹豫，正要拿GPS再寻一条路，焦急的荆宏一下子开车冲进水里。就在即将驶到“岸边”时，车子突然熄火了，一排水浪过来，把车推到距离“岸”还有约十米处停了下来。我知道车在过水时最怕熄火，怎么办？天将黑下来，我发了愁。
这里，对面山坡上跑过来一群人，是当地的农民。起初看见有人来我还很高兴，但他们远远地就提出：要推出来得给钱。多少呢？他们伸出4个手指，40元？不，400元！荆宏说100元吧？他们便开始往水里扔石子。这时，一位小伙子挽着裤腿下水了，淌着水过来，说：“看看你们能不能自己把车弄着，实在不行我家有车，可以打手机让他们过来拖一下。”荆宏打车门，水涌了进来，他沿着保险杠爬到了车后面看了排气管，发现没有进水，就又绕到前面打开车盖，让我把油门踩下，打火。嘿！着了！当时别提多高兴了。“悍马”乘风破浪地来到了岸上，在那群农民嫉妒的目光里开了出去。这个帮忙的小伙子是长治师范学院美术专业的学生。第二天早上，我在洛阳的旅馆里昏睡，迷迷糊糊中接到一个电话，竟是这个好心的小伙子打来的，他担心我们的安全，问我们路上可好？
终于在凌晨赶到了洛阳。在黑漆漆的夜里，志刚和老于蹲守在路边，不知等了多久。三位多年未见的好友抱在了一起。
旅行小贴士：如果行程较长，最好中途设休整点，检修车辆，缓解疲劳。出发前，我们设计了4个休整点：洛阳、西安、拉萨、乌鲁木齐。后来，新疆叶城也成为休整点。

信天游7700

第七章
七 黄河岸边的古韵民风
在宋陵的荒草中
在洛阳的市井里
在大铁牛的斑斑锈迹上
拾起许多历史的碎片、散落的古韵民风
龙门石窟
7月27日下午去了龙门石窟，直到18点工作人员清场，我们也没有看够。一边拍摄，一边端详那些石窟里的佛像，依稀触摸到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黄河人”。此行有个计划：用图像记录现在的“黄河人”，那么古代的“黄河人”呢？有时候，与这些千年甚至更久以前的石刻雕像对视，甚至感觉比看一个现代的“黄河人”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在卢舍那大佛前，在那个持瓶的观音像前，我们凝视久久。
对我们两个无神论者来说，石窟表现的佛教教义并不重要。但通过这些石像，看到了南北朝时期和唐代的人物，看到了他们浑圆的人物造型，看到了他们双眼中至今生动的神情。这些佛像其实就是工匠心中具体模特的化身，它们源自于生活中的普通人形象，由此可以找到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面貌。
参观古代佛教寺院时，大抵都采取这样的视角。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旁，为金代石经幢上的浮雕所吸引。那些武士的形象都是胖胖的，敞着胸，但衣着又有细微差别，个个不同。基座上还有连环画式的浮雕，表现他们怎样骑马、射箭、抵挡，每两幅图构成一个连续画面，人物形象也很丰满。透过石经幢，窥视到那个时代的风貌，这不是很神奇、很有趣吗？
喧热的塔林与庄稼地里的宋陵
挤满游人的塔林
高僧们，可觉喧闹

庄稼地里的宋陵
守卫的石人，可觉寂寞
生于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孩子，小时候都被电影《少林寺》震撼过。走进少林寺，却完全找不到心中的感觉。几乎所有的大殿都是新建的，色彩鲜艳，金碧辉煌。山门没有想象中巍峨，森严的佛教氛围被众多的游人所稀释……隔着栏杆远远地看到了练功的脚印，但还是有一种空洞的感觉。电影《少林寺》中的肃静与眼前的热闹，到底哪一个更是真实的少林寺呢？
塔林，是少林寺历代高僧安息的地方。曾有位诗人写道：“仿佛在这里看到许多位高僧在打坐”。我猜他来时，准保没有这么多游人。如今这里人头攒动，门口的停车场上光大型旅游观光车就有十几辆，一些大客车从开封、郑州等地把游客直发过来。人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塔林，许多游客在塔前留影。记得电影《少林寺》里有句话“佛门净地，不容你们在这里舞枪弄棒。”这么多游人在这里，高僧们能安息吗？
7月30日下午，去巩义县寻找宋陵，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宋陵很大，“七帝八陵”再加上附葬的皇后、皇室宗亲、名臣的墓共有千余座。像宋永定陵、宋永昭陵，分别只是一个皇帝的墓。每个墓都是巨大的，距离真正的坟墓很远就有乳台、石人等。有位诗人说，站在这里，就仿佛面对一个庞大的北宋朝廷，皇帝、皇后、王公大臣都在这里。
宋永定陵在一片荒草中，许多石人、大将军就淹没在一片青纱帐里。经一位正田里干活的老农民指点，才知道这片庄稼地里隆起的土包都是坟墓，有娘娘坟，有大臣坟……坟墓间的距离都很远，我和荆宏沿一条草已没膝的小路，走进一人多高的青纱帐里。许多石人、石兽都伫立在庄稼中间，有风吹来，时隐时现。不禁想起《红楼梦》里那一僧一道唱的“好了歌”：“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来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
在庄稼地里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得见鸟的鸣叫声和扇动翅膀的声音。扶着庄稼望着这些石刻的大将军、武士，他们眼神低垂，默然无语。
回洛阳的路上，老于问我会写什么，是不是写这里旅游开发的不好？我说：不，荒草中也有它的意味啊！
洛阳断发
形式即内容
辫子代表过反叛
断发，亦是一种执着
在洛阳，荆宏剪掉了一头长发。
男人留长发，在艺术工作者中不算什么，但在党报这个群体里看着就乍眼。偌大的长春日报报业集团千余人，只有荆宏一个梳辫子的男人。为什么要留长发呢？我想，就是反叛的意思，越是环境不容他留长发便越要留。
行走之后发现，作为反叛标志的长发已失去了意义，甚至还妨碍了拍片。在农村拍片时，许多人围着看他的长发……于是，他决定剪掉。我说也好，长发已成为“伪艺术家”的标志，又留它何用？用长发来表示与众不同的生命阶段过去了，今后要在平淡中捕捉真正的感觉。
就像《罗马假日》里那个给安妮公主剪发的理发师一样，洛阳的剪发师傅也握着他的头发反复问了好几遍：“真剪了？不后悔？”
在洛阳，我们还剪断了一个困扰，那是就让我们头疼已久的电脑一分钟一死机的问题。志刚的爱人学敏是部队的电脑专家，对付个把“电脑病毒”当然不在话下。经她的处理，电脑“康复”了。
古风民韵
离开洛阳前的那个傍晚，志刚领着我们去看“天子驾六”。这是两年前建广场时发现的。洛阳是九朝故都，早在东周时候就是王城，地下尽是宝藏，一施工就碰到古物。这个博物馆里是几个发掘坑，一切都是真的。一匹匹马倒在那儿，骨架干净漂亮，而那些活埋的狗就骨骼凌乱。整个过程仿佛就发生在眼前，实际上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了。以前古书上记载过夏商周时期“诸侯四乘，天子六乘”，但真正在古墓发掘中发现“天子驾六”，只有这里。
“天子驾六”外面的广场上，一些票友在唱戏。再往前走，就看到一个更大的场子，演员在露天剧场里唱戏，围满了颇为沉醉的观众，还有的人爬上对面的“猴山”观戏。这是一个热闹的市场，五花八门，有戏、有茶、有吃、有喝，小商品、药等应有尽有。这种景象在东北是很少见的，可能源自一种深厚的传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是一种古风的延续。以前《水浒》里写到的、《清明上河图》中画到的“瓦肆”可能就是这样。
村民掌管的“国保”文物
仰韶，世界闻名的文化遗址！

怀揣展室钥匙的
却是一位满口方言的老妪
她令人啼笑皆非地说出
“这是我们全村人的财产”
8月1日一早离开洛阳。这一回，车上添了3位“乘客”：老于父女和志刚的女儿明明。他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体验生活”，随车去西安。就这样，“大队人马”去找那大名鼎鼎的“仰韶文化”。
通往仰韶村的路是问了五次、走了两回冤枉道以后才找到的。顺着一条村里的窄小土路，找到一条柏油路，终于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仰韶6公里”。天啊，谁能到这胡同似的小路上找到这个牌子啊？沿着大峡谷边上的山路行走，终于要到达仰韶村时，路断了。一大块路面塌陷下去，非常危险。
下了车步行，按照红漆涂写在电线杆上的“路标”，穿过一片高梁地，终于找到了“仰韶文化遗址”。这里既没有售票室，也没有看门的，一位老太太闻讯赶来，掏出钥匙打开陈列室的门。她叫何兰英，60岁了。她说，今年轮到她管理了。她操着一口我们勉强能听懂的方言，自豪地说：“这是我们全村的财产，赚到的钱也是大家分。”她说村里共有20户人家，已轮了五六年了，今年轮到她。我们几个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仰韶文化村遗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地方，这一时期的文化即以“仰韶”命名，而且这里1961年就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怎么成了“全村的财产”？
陈列室不大，展出了一道“墙”的横断面，能够看出使用过火的痕迹，也能看出陶器、瓦片是怎样存留于岩石里一层层叠起来。“保管员”说，当年（80年代进行的建国以后第二次大规模考察）这里进行发掘时，不许他们盖房，不让走拖拉机，考古人员从这里拉走了几卡车的东西。陈列室里还摆放着一些陶罐、彩色陶器，是新时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用品遗物，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复制品，让人感叹五六千年前人类就以相当文明的方式生活着。指着展品旁的说明，老太太问：“你们都识字吧？”我们在惊愕中点点头，她说：“那就自己看吧！”这样重要的“国保”级文物就完全交给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乡村老妪了？据她说，这里归渑池县文管会管理，他们把钥匙交给村里了。这个村叫寺沟村。
我们看到了老太太的三张解说词，是手写复印的。老太太说自己不会讲，所以向县文管所的解说员要的。以讲过这段解说为由，老太太收取了10元“解说费”。
走出这个村时，看到一段和陈列室里的“墙”相同的土层，也是被岩石分成几个层次。我们从中拣出许多小陶片，碎片相当多。这些东西原本叠压在土层里，现在一下雨，土就松了，碎片就出来了。这个村里到处都有这些碎片，我们拾了几块带回来。
“国保”级文物交给没有多少文化的村民管理？真让人不放心。同时，我们又有点庆幸这里并未得到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只是少数人慕名而来。否则，这里的面貌又会大变。在现代力量面前，原始、古老的文化会一下子风化掉。我们甚至开玩笑说，如果这里被开发，那些土层中的陶片恐怕都会被做成礼品吧？
离开仰韶后去了函谷关。当年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杀进函谷关就意味秦朝败了，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鸡鸣狗盗”等典故都出自这里，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在这里写成的。这里果然是雄关要塞，不过建筑显得太新，函谷关的关楼是新修的。很有意思的是，这里“道儒寺”三教一体，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干脆就“坐”在了一起，像开会似的。
解州关帝庙
厚砖墙上，弹孔依旧
彩塑人物，面容全失
解州关帝庙里，遗留着日军的残暴

原来，民族英雄的力量如此强大
让入侵者害怕
整个“黄河行”，我们“四进四出”山西省。离开函谷关后，从三门峡进入山西平陆县，是我们第二次进入山西省。
在三门峡大坝，感觉特平淡，水太静了。我更喜欢看奔腾咆哮的黄河。在心中默默地对黄河说：我会在壶口看到你活泼的样子。不是有位诗人说壶口瀑布像是“有大把大把话要说”吗，我会在那儿聆听你巨大的声响！
山西平陆县与河南的三门峡是“背靠背”的紧邻。平陆县是60代轰动全国的好新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故事发生地。我在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后来跑新闻，现在又教“新闻采访与写作”，对这篇通讯读过多遍，对这里“黄河自古不夜渡”的险要河段和多山的平陆县充满了好奇，亲身走过这里更知通讯中所言不虚。
下一个目标是解州——“关公故里”。解州关帝庙是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关羽的家乡常平就在这附近。刚一走进解州关帝庙，就被那堵影壁墙所吸引，琉璃烧制的图画似乎在讲述一个关羽的故事，但所有的人物都只剩下身体部分，头像全都被砸掉了。怎么回事，难道又是红卫兵？工作人员说，不，是日本鬼子。原来，他们怕关羽！关羽是民族英雄，他的影响力竟让近两千年之后的入侵者都感到恐惧。后来在一座大殿的侧面墙体上，看到许多弹孔，是日本鬼子进攻时留下的呢？当年这里曾有过一场恶战？在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关帝庙里牌匾很多：“精忠贯日”、“大义参天”、“扶汉人物”。关帝庙是民间最受欢迎的庙，也是中国生命力最旺盛的庙，它随处生长，随遇而安，不管是佛教的洞（比如山西左权县的高欢云洞），还是道教的观，都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并成长起来。关帝庙和岳王庙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它表达了“忠”，对国家的忠、对朋友的信。
关帝庙兴盛的另一个原因是“有求必应”，于是“求签”也成为所谓的“关公文化”。这种愚弄人的小把戏，在解州关帝庙里也存在着，并堂而皇之地以“文化”面目出现。当我拿出相机拍下这一幕时，工作人员突然挥手制止。
解州关帝庙里面有一座十分特别的建筑——春秋楼，它的柱子看起来好像是悬空的，可实际上是靠横的梁来支撑。这栋楼当年修建时用了18年，1980年曾封楼修缮18年，1998年开放。
要离开时才发现解州关帝庙的正门（我们实际上是从侧门进入的）。不知为什么，正门破败不堪，黑黑的大门前脏物遍地，门前有一块断碑，上面写着“皇帝敕建”，也不知是真是假。
离开解州就又上了山，路上出现许多“胳膊肘弯”。比起以往的经历来，这只能算小意思，但明明告诉我，她的腿都软了。
永乐宫
幽暗的大殿，
千年的古墙
一百多个人物始终鲜活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他们乘车坐辇，赶赴盛会
传说的故事，潮水一般涌现
沿着省道“临陌线”到了芮城县，吃过午饭又沿省道“平风线”到达永乐宫。
看永乐宫是我盼望已久的。永乐宫在苪城，解州关帝庙在永济县，不在一个方向上，走哪条路呢？昨天还为舍芮城还是舍永济的“二选一”而苦恼，今天决定两个地方都去。
永乐宫的壁画实在太逼真、太传神了。在黑暗中用手电筒照着看很吃力，但每一个人物都很生动，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站在幽暗的三清殿里，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乘车坐辇，天兵天将腾云驾雾，他们迎面而来，让人产生恍惚之感。这是天宫中的一次盛会，是“天神”朝拜天尊的道教礼仪，被称为“朝元图”。28位主神、28宿、12宫辰……一共286个人物。如此宏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而处理得却有条不紊，错落有致。永乐宫建于元代，但壁画上的人物服饰却是宋代的。听说其它三座大殿里也都绘满了壁画，可惜我们没法看到。
整个永乐宫是从永乐镇搬迁过来的，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原因是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会淹没永乐镇。现在的永乐宫建在原西周的古魏国都城遗址上。原来，不仅长江三峡建设要平移文物，当年的三门峡建设也是如此。
当晚去永济县住下，商定第二天中午离开山西进入陕西，第三天上午把老于他们送到西安，他们将乘火车回长春，明明也要去咸阳舅舅家。
从苪城去永济时，路过“鸡鸣一声听三省”的风陵渡。风陵渡，不仅是黄河从北到南、继而又从西折向东的转折点，相传还是黄帝的大臣风后发明指南针、战败蚩尤的地方。风后死了，黄帝就把他葬在这儿，所以叫风陵。本打算在这里拍摄“黄河古渡”，可是却连渡口的影子都没看到。找了半天，在一座写着“人民邮政”的大楼前打听，那位邮局的工作人员笑着说：“前几天我老婆家里来人也这样问我。这儿早没有渡口了，咱们站着的地方就是以前的渡口。”原来，一桥飞架，渡口早就废弃，此处已盖起了高楼大厦。这使我们彻底放弃了出发前的计划——拍黄河大桥和黄河渡口。从黄河入海口出发后就开始觉得这个计划没意思，桥的造型千篇一律，多数渡口都已改变。
风陵渡黄河大桥的那一边就是陕西潼关了，不过我们先在山西境内朝黄河上游而去，第二天中午从永济返回时才穿过风陵渡黄河大桥进入陕西。
黄河大铁牛
黄河岸边
淤积着泥沙也埋藏着历史

锈迹斑斑的铁牛、铁人
见证过大唐辉煌
经历过千年变故
走马观花式地逛了《西厢记》“发生”过的普救寺，就奔蒲津渡看那久闻大名的“黄河大铁牛”。
记得小学时，有篇课文讲宋代人打捞唐代镇河之宝“黄河大铁牛”。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竟来到黄河岸边亲眼看到了大铁牛。四只大铁牛锈迹满身，伏卧在高处，它们的“腿”就有5米多长。大铁牛头朝黄河，圆目怒视，矮角昂首，前腿蹬，后腿蹲，像是在拔河。当年它们的确“负重”，从唐代到元代，黄河两岸各四尊“大铁牛”是秦晋交通大动脉“蒲津浮桥”的桥头地锚。每只牛尾后面都有长2米多的横铁轴一根，用于拴连桥索。据说大铁牛的“腿”才是真正起到固定作用的，而铁牛本身是装饰。
现在能看到的是东岸的四尊黄河大铁牛，西岸的四尊铁牛还在泥沙里。它们是唐代开元十二年间铸的，北边两尊铁牛分别重55吨，南边两尊分别重75吨，真是庞然大物也。浮桥在元代被毁，从此，大铁牛们多次被奔腾的黄河吞没，一年年的泥沙将它们掩埋。铁牛加上伸进土里的“长腿”一共有7米多，而15年前——1989年挖掘时却什么都看不见了，全部埋在土下。附近的百岁老人曾回忆说，民国的时候还能看到这“铁牛”的角。
为大铁牛修的博物馆正在建设中，当年10月就将建成。建成后，大铁牛虽然还在原位，但是垂直升高12.2米。铁牛将不再露天，而是在大展厅里，用玻璃罩子保护起来，就像洛阳市的“天子驾六”那样。现代化的保护是应该的，但我们还是为自己赶在展馆建成之前看到铁牛原本的模样而庆幸。
过去只知道有大铁牛，不知道还有铁人、铁山等，其实每个铁牛身边都有一个牵牛的铁人。几位老师傅正在黄河岸边叮叮铛铛地修整铁人、铁山等，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们与他们一起工作。据山西省考古所的同志介绍，老师傅们来自北京，那几位年轻人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博士生、研究生。经判断，四位牵牛的铁人面貌不一，属于不同民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汉族，可见唐代的多元文化。
黄河大铁牛几经沉浮，真是阅历深厚啊！今天，我们也被它们尽收眼底了。
沿着公路前行不远，就看到一处残破不堪的古城门，这就是蒲州城遗址。荆宏恍然大悟，说：“《西厢记》里解‘白马之围’搬救兵就是从普救寺到这儿来啊？那些贼胆子真大呀，这才离多远啊！”透过剥落的外墙砖能看出里面黄土夯实的内墙，大门、通道曾被人封闭上过，当住房（封上后就像一个窑洞），想必都已迁走。这里碎砖乱石，荒草丛生。仔细一看，城门上雕花精美，门楣上刻着“迎薰解愠”四个字。查了资料才知道，就是“南门”的意思。古代“城门，东曰宾曦；南曰迎薰；西曰阜城；北曰拱极。宾曦者，即日出东方，晨光曦和，朝气蓬勃；迎薰者，即南风之薰兮”。至于“解愠”就是解愁。想想千年以前，这里繁华风雅，是交通的中心、商业的中心，也是权力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历史的变迁使它由“中心”变偏远，几乎被人遗忘。像这样的地方很多，朱仙镇以及后来去过的山西新绛、陕西韩城都是这样。
远远地望见去年刚建成的“鹳鹊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诗句就出自那里，不过真正的鹳鹊楼早在元代初年就被毁了，现在又花上7000万元重修一个钢筋混凝土的鹳鹊楼，不知何故。
秦始皇兵马俑
在一号坑俯身细看
二千年前的秦人
威武、坚毅、浑厚

身边有许多异邦人的面孔
他们想在这里
读懂中国
离开蒲州城遗址返回风陵渡，从那里跨过黄河进入陕西。如果当天不登华山，第二天不去看兵马俑，老于父女就会带着遗憾上火车。我们决定先离开山西，送完他们再回来。
离别前的晚上，和老于聊起来才知道，他们之所以想共走一段路是被我们的精神所鼓舞。他们的同事、朋友听说我们的行动后纷纷打听，他们为同行一段而骄傲。我忽然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只考虑行程、采访，没有想到鼓舞别人、告诉别人全身心投入地去实现梦想也是应尽的责任。
讲起来时乘火车的经历，老于说因为没有买到火车票，在战友的帮助下混进火车邮政车厢。一有查票的人来，就带着孩子躲进一个大邮箱里，以至于后来孩子指着大邮箱问：爸，咱们还进不进去？这让我想起电影《美丽人生》中父子避难的镜头。
我想，他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如我们一样无所顾忌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也是追梦的人。是的，他不能算成功者，生活中遇到很多矛盾。但谁是成功者呢？我们不也在努力、抗争吗？分手在即，我将迎来两个人的清静和自由。但这几天时间在这次旅程中是特殊的，它教会我怎样去理解别人。
亲身爬上华山，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登泰山时是飞上飞下，觉得太奢侈，也不算是“登”上泰山。这一次，沿着“智取华山”的小路爬上去，一共3999级台阶。其实，刚爬100级时我就有点后悔，真想退回去。但坚持下来，真的凭两条腿上到了山顶。老于8岁的女儿戴着一双白手套往上爬，像只猫似的，后来竟然意犹未尽地表示“还想爬”。山高气凉，荆宏的腿在半途中犯了关节炎，屈张不得，他上得最不容易。
在兵马俑，见到了庞大的古代军阵。怪不得当年兵马俑复制品到布鲁塞尔展出，《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女记者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 有一支中国军队到达了布鲁塞尔。威武的士兵身穿紧身盔甲，随后行进的是军乐队和骑兵。”（这是我讲消息写作时的例子，在这儿不由得想了起来。）二号坑和三号坑都是指挥系统，而一号坑是战士列队的地方，所以一号坑最为壮观，阵容强大，有1087个秦兵马俑站立在那里。据解说员介绍，这里的入口曾经被项羽的士兵打开，拿走了秦俑手中的兵器，放火烧了一些木棚，许多地方因此而坍塌下来，还有被火烧过的黑迹。这些秦俑被发掘出时是倒在地上的，是许多个不完整的碎片，每一个修复起来需要七、八年时间。所以自1974年发现以来，这里只修复出1087个。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这个一号坑可以修复出6000个秦兵马俑，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
仔细端详兵马俑，面容浑厚，威武坚毅，冷峻忧郁。
在秦始皇兵马俑，外国游客特别多。在二号坑，一个身材高大的五六十岁的美国男子主动与我聊天，他在一个金融公司工作，是CPA（注册会计师）。他与女儿同来，已经在中国玩了两周了，还要去青海。他们父女俩一句中文也不会，竟然能不跟随旅游团、自已走那么多地方，真不可思议。也许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还太保守。
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出来，与老于父女和明明告别的时候就到了。得知这里去西安的“大巴”又多又方便，我们决定不送了，老于也很理解。回到车上，我突然感觉有点空，有点伤感。刚刚适应了一大群人一起走、一起住、一起吃的日子，现在一下子又变成了我们两个。这让我想起自己以前也常突然“光临”女友的寝室，她说：“你来住时我要调整，你走了，剩我一个人，又要适应。”也许，“不速之客”正是朋友。
我迅速调整了情绪，车子又启动了。身上缷下了许多责任，轻松了许多。毕竟，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切去冒险，却不能拿别人的生命去尝试。
刷上面粉广告的庆安寺塔
这是有名的庆安寺塔吗
塔身上刷着巨大的面粉广告

寂寞风景
恰是历史的真实
镇风宝塔下
狂风依旧
回转身，车头向东，往黄河的方向驶去。在陕西的交斜镇盖完邮戳，前行没多远就看到一座古塔。塔身上写着“请食用宝塔牌面粉”的大字，还有一个指向“面粉厂”的大字和大箭头。我有点疑惑，这是不是庆安寺塔？荆宏拿过地图和GPS对照后判断说：“一定就是。”这是继山西五台县广济寺之后遇到的又一处寂寞古寺。
刚下车就遇到两个人，原来，他们是渭南市临渭区文化文物旅游局的。这里刚刚围起来“修复”，塔前打下了地基，正要盖一间“大殿”。要是迟来个半年一载，在这儿看到的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会和在别处看到的一些千篇一律的寺院建筑一样。
姓田的工作人员说，这里的地层中打探出了唐代、宋代以及元明清多个朝代的物质，比如唐代的陶片、宋的瓷器碎片，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寺院。塔后的村子里有一片和尚的墓地，盒子上写着某某法师的名字。这座寺院是在清同治年“回回叛乱”时被烧毁的，从此就一直荒在这里。
塔身上写着“镇风宝塔”四个字，旁边两块砖上分别写着小字“维大明国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忽天震地裂摇倒舍利宝塔”、“后至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重修”。正拿着望远镜看塔上的字，一阵风吹得我直晃，什么都看不清了，心里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这里风这么大？田同志说，这里原来是沙丘，前面又紧临渭河，风特别大。
这塔历经多年寂寥，始终不倒。据说塔的地基特别深，打到6米还是土夯的地基；墙体也特别厚，足有2米。

信天游7700

第八章
八 黄土高原
从走进山西太行山区开始，就踏上了黄土高原。这里无遮无拦，电影《黄土地》中的场景出现了，大风起时黄沙飞扬，几米内就看不清前车。无风时便燥热无比，车子里温度几次升到摄氏40度。这里遍布着峡谷一样的深沟，最初看见时还吓了一跳。
在广袤而苍凉的黄土高原上，黄沙漫天，沟壑纵横……渐渐习惯于黄尘落在身上，习惯于看着黄河水黄绸似的流淌。在黄土陇上和农民一起听过晋剧、秦腔，在汉阳陵前拾起一块块秦砖汉瓦……
走在“司马迁小道”上
岁月，把司马迁小道
打磨光滑
我们循着它
望见“高山仰止”

关注人的命运
你比五四精英早两千年
秉笔直书
你是记者的先驱与楷模

所以，我们追寻
司马迁的足迹
在陕西大荔县休息一晚，第二天（8月5日）沿着黄河向北，来到司马迁墓。
如果说在别的古代名人墓只是看一看，那么在司马迁墓，我们是来拜谒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先驱”。司马迁不仅被认作写“中国式人物通讯”的鼻祖，他耿直求真的精神也让人崇敬。对我们而言，司马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代文人，是永远的精神榜样。
司马迁墓在高处。沿着那伸向山顶的“司马迁小道”，当年平整的石板已被岁月打磨光滑，有的地方深陷下去，一种历史感却凸现出来。据说这小道快有两千年历史了。荆宏边走边感叹：“确实是高山仰止啊！”
喜欢司马迁，还因为与他心有灵犀。近两千年前，司马迁就是从这里——故乡韩城迈开脚步，去全国游历。他周游了9年，直到父亲去世，才赶回来接任父亲的职务——太史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是一位真正的行者。正因为他走遍了全国，才有了更深刻的人生理解。他能打破以往的编年体写法，第一个采用了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写《史记》，决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更是对历史、对人生、对世事的全新理解。可以说，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重视写人物性格的。中国文人向来不关注“人”而关注“理”，对“人”的关注是“五四”以后才形成的，而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把目光集中在人的性格、命运上，以尽可能公正、客观的笔触写出了项羽、刘邦等许多人物身上的优点与弱点。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思想支撑啊！两千年过去了，司马迁始终是一个关注人的“孤独者”。
司马迁具有强烈的实证精神，他写《太史公记》时每个细节都是经过踏实采访、严谨考证的。他的精神特别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
山顶的司马迁墓生出几棵树来，枝繁叶茂。然而，墓里并没有司马迁。司马迁写完《太史公记》后便飘然而去，不知所终。和别的景点不同，太史祠和司马迁墓游人稀少，很清静。不过，生前与生后都寂寞，这倒是与司马迁的风格很吻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走下去！我们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鼓舞。
党家村，活着的古代民居
没有“人去楼空”
炊烟依旧袅袅
三百年“白鹿原”生活仍在继续

耕读
中国农民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实现
（一）
当晚，在韩城文庙旁的“古城宾馆”住下。这里紧邻文庙，讲价后只有50元一宿，竟然还有空调、卫生间。夕阳西下，正是拍照片的好时光，来不及往房间里搬东西，我们车门一锁便去了文庙。
韩城文庙真让我们惊讶，原以为都是老一套的宫殿式建筑，没想到这里有长长的琉璃影壁、琉璃墙还有那琉璃的屋顶，精美极了。门口琉璃墙上面烧铸的文字显示，是明万历四十四年制的。文庙里的建筑有元代，有宋代的，其中“戟门”就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十分淳厚；大成殿则是典型的元代建筑，和霍州府衙大堂那种“偷梁减柱”的建筑方式完全一样，显得很开阔，梁上的柱子也都是自然的形状，简单地削了一下，没有打磨。文庙里古树参天，殿堂、讲堂（即学校）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儒教的繁盛，这里的气氛比山东曲阜的孔庙更鲜活一些。
在夕阳的余辉中走出文庙后门，来到了金城北街和金城南街。这是一条古风盎然的商业街，除了推车卖水果的小贩外，没人叫卖，一切都以自然宁静的方式在进行着。街市长达一公里，两侧是一家挨一家的摊贩和店铺，店铺的物品都摆放得整齐而有生气，许多店还在门旁的柱子上刻着文化色彩很浓而非广告宣传的对联。这与山西平遥、祁县乔家大院所看到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荆宏拍得很有兴致，一下子拍掉三个卷。
韩城在古代也曾是座大镇。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奇妙，曾经繁盛过的地方，会变成一个偏远的小镇；不起眼的地方，也会一下子成为大都市。
韩城的民居也让我们发生了兴趣。这儿的民居大多是四合院式的，北京的“胡同”越来越少，而这里却比比皆是。徜徉在韩城市古城的“金城大街”的胡同里，仅仅看这些庭院门楣上的字就是一种享受：“谦受益”、“重德第”、“勤俭居”、“德厚宽”、“福为平”、“耕读第”…… 各有不同，又都有文化意味。在城隍小巷，有琉璃彩饰的牌楼很多，没几步就是一座。
（二）
“国保”级文物在中学校园里？类似的情况后来又看到多次：山西新绛县著名的绛州大堂在新绛中学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行宫在米脂县中学校园里……
8月6日一早，去看韩城的城隍庙。初一看，好像已经没什么了，只能从大门口看见里面有一个大殿（威明殿），牌匾上写着“人民公安”。我才向里面迈了一步，就被一声犬吠吓出来了，一只大狼狗正在这里防守呢。一位老者走出来，告诉我们现在城隍庙只有这个大门可看，如果非要看房舍，就得到后面的城关中学校园里去。
找到城关中学，原来城隍庙已被一劈两段，前归公安，后归学校。城关中学的教舍全部采用城隍庙原有建筑：四座大殿、两座偏殿。唯一的一座三层混凝土教学楼，是拆掉了两座大殿后建的。在一座“歌舞台”大殿上，写着“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紧临的一座偏殿上挂着“初三男生宿舍”的牌子，侧面写着“公民道德建设”细则。这些大殿都有精美的琉璃屋檐，虽然屋顶蒿草丛生，但也掩不住美丽。
现在，一些大殿已经搬空了，里面蛛网低垂、积满灰尘，一些工人在外面搭着脚手架维修。来时经过一个工地，写着“城关中学”，估计是在建新校舍。相信这“国保”文物马上就要得到保护了！
（三）
韩城最让人难忘的是活着的古代民居——党家村。党家村藏在深坳里，不易被发现，第一次开车经过时就曾错过去而没找到。地理上的隐蔽性是党家村六百年村寨保存较好的重要原因。有时候，地理上的原因使它被暂时遗忘，于是它“活”了下来。
如果说山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和王家大院气势恢弘，建筑精美，那么，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人去楼空”。那是一些标本式的民居，而陕西省韩城的党家村不一样，这是一些活着的建筑，人们依然在这里居住。每一处民宅、每一条小巷都可以看到孩子晃动的身影，可以到听到人语声，可以闻到饭食香。生活在这里延续着，房子依然是家，在这里看到了自然而不矫情。
假如不是因为正值收摘花椒的大忙季节，那天晚上一定住在张亚芹的家里了，每人一宿仅10元钱。她家的房子是村里不多的甲等民居之一，如今开辟为景点，还搞了一些“洞房”、“织布”、“拉磨”等民俗项目。
我们是从看到“面花”开始关注她家的。那些面花栩栩如生，有虎、有狮，有孔雀，有雄鸡，有的面花色彩鲜艳，仿佛工艺品。我从山东开始寻找面花，想不到在陕西看到了。问是谁做的，看守柜台的憨厚小伙子说：“奶奶”。“奶奶呢？”一个女孩子答：“下地去了。奶奶六十多岁了，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来。”我们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两个孩子的妈妈出来了，她忙完了给下地的亲人做饭的任务，等儿子和“掌柜的”把饭菜送走后，就开始爽快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她详细地讲了怎么和面，怎么发酵，又怎样全家动手一起做。她告诉我们，结婚时要送不同样式的面花。舅舅给当新郎的外甥送虎头馍，还要送一对“看灯鸡”，寓意是：男的闻鸡起舞，女的黎明即起，洒扫尘除。普通人给新郎、新娘送“馄饨”，取意为“完整”，混和。订婚时，女方要给男方老虎馍，主要是希望男方像兽中王一样保护女人；男方送女方鱼馍，希望女子灵巧。生了小孩子，要送圈圈馍，像银项圈一样把孩子套住；满月后去外婆家，回来要蒸串串馍，希望多子多福。老人过生日要做寿盘，五只蝙蝠中间一个寿字，为“五福捧寿”。老人去世，蒸盘子馍，光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说，家里这房子有三百年历史了，因为是全木结构，砖还是用白灰、糯米汁和在一起砌的，所以特别结实，没有一点坏的痕迹。这是一套小的四合院，门房住老人；东房住老大，即他们一家；正房供奉先人的像，现在也卖一些自家做的小工艺品。因为保存好，村里5年前将他家作为景点展出。说起这房子为什么东厢房比西厢房高一些，她说中国的地势就是“东低西高”，所以用东房补一补高度。
党家在这里居住已有六百年了，当初就是特意选择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党家有大门、二门、三门（党家最早的三兄弟的后代），大门务农，二门经商，三门读书，这种风气至今延续着。张亚芹骄傲地说：“我家就是三门的，所以都读书。”她丈夫的爷爷党俊鸿曾是韩城象山中学的老校长，她的公公做过西庄中学的数学老师，她的一儿一女如今也正在读中学。
在她的讲述中，我渐渐体会到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的气氛。看小说时，总是疑心那只是作者心目中的理解境地。乡野村夫会读那么多的书，受到学者的待遇吗？在党家村，我多次在门楣上看到“耕读”的大字，听到张亚芹讲述当年公公一边教书一边务农的情况，仿佛看到了《白鹿原》中的生活场景。这种感觉是奇妙的，让人感到天地间一下子那么阔大。读书、务农，这是党家村人的生活理想，也是中国文人与农民内心的根本。
问及现在村里还有多少甲等民居。张亚芹说过去很多，有一百多座，现在少了。六十年代“低标准”的时候，许多人家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把祖房拆掉，仅拆祖房得到的木头就可以卖三千至五千元。
新绛的新与旧
马村古砖墓还原出宋代生活
曾经不起眼的龙兴寺成了“一枝独秀”

新绛啊，曾与北京“同年”
如今簇新一片
也许老祖宗留下的太多
丢弃也在不经意间
（一）
离开韩城，从禹门口黄河大桥驶入山西河津地区。桥边有一块碑：“龙门大禹庙遗址”，不过庙没有了。问了一位山西的货运司机，他说禹门口就是“龙门”，是黄河东西两岸的两块巨石构成的。它们伸进河床，像一道闸门似的，传说是大禹治水时修的。过去，大禹庙在这两块巨石上，共两座，陕西那边的叫西禹庙，山西这边的叫东禹庙。日本鬼子打到岸边时遇到了抵抗，过不了黄河，就一把火烧了东禹庙，又用炮弹炸平了河对岸的西禹庙。后来修黄河大桥，就把桥墩修在了这两块巨石上。这是我们第十一次跨过黄河。
走过河津，来到新绛县。马村的段氏砖墓是又一个让我们称奇的地方。走进地下的砖墓，有点冷气森森，幸亏有一位老解说员陪着。我的手机又偏偏“配合”地发出声声怪响（信号时有时无），着实增添了恐怖效果。老人领着我们走进一间间900年前的墓室，看到了一幅幅宋代的生活场景：胖丫头从大门的一角探出身来；老员外与一妻一妾听戏……妻妾一起听戏的那个墓雕刻得特别精巧，连妻与妾的年龄差别都能分辨出来。每一间砖砌的墓穴里都雕出了一座完整的房子，有东西厢房，北面是主人的位置。这里还原出一个900年前的世界。
（二）
在新绛县城的龙兴寺，遇到一位朱老先生。得知我们在走黄河，他说：“好！好！吃喝玩乐没意思，还精神上的东西重要。”他也曾是一位报人，为新绛县委宣传部办的报纸工作，退休后生活困难，就在这里当了“拆签”先生。游人来找他拆签时，我们告辞让他照顾生意，他说：“那个不重要，遇到你们不容易。”离别时，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啊！”
经朱老先生的介绍，才知道这些宋元的彩塑之所以保存下来纯属历史的巧合。这里解放后被县广播站占据，因为嫌这些塑像碍事，便砌了一道墙。结果，墙后的塑像被人遗忘，文革时红卫兵也没发现。1986年，这道墙被拆掉，塑像显露出来。我们沿途看到过许多古迹都是以奇迹般的方式侥幸保存下来的：韩城的普照寺是因为做了吴村的粮库；这个龙兴寺的彩塑，是由于一道莫名其妙的墙。
龙兴寺里有块“碧落碑”，上面的字是唐代。传说是李白的叔父李迎宾写的，据说这块碑最有价值之处在于表现出从象形文字到形声字的过渡，有甲骨文和钟鼎文的特点，但又不太规范，有点杂乱。
听我们夸赞山西的文化深厚，朱老先生惋惜地说，新绛县以前每个巷里都有庙，可是现在都没了，像龙兴寺这样在过去算不得什么的小寺如今却成了“硕果仅存”。为什么新绛曾经有这样多的文化遗存呢？因为这里曾经是水旱码头，顺着汾河可以飘船到兰州。这里当年是一州管四县，与北京城同年建的，史称“小北京”。顺着朱先生的指引，我们赶去看“绛州大堂”。
去绛州大堂的路上，在贡员街上看到“于良英笔庄”，那房子很古了，虽然时间紧张可还是忍不住走进那座房子。于良英老先生介绍说，这房子有三百年了。这条巷里原来有四个牌楼，如今都没有了。小巷曾是个一条文化街，仅有名气的笔庄就有八个，而现在他的笔庄成了唯一剩下的。他做一只毛笔，要经过86道工序。如今，孙子跟着他一起做。
听说绛州大堂在一所中学校园里，可是怎么也找不这中学的门。我们在胡同里绕来绕去，看到许多人家门口都有石头的莲花底座。终于在山上找到新绛中学的后门。绛州大堂，这个当年升堂断案时十分威风的地方已残破不堪，彩漆大部分脱落了，屋顶、门框的木头也朽了。绛州大堂的门前虽然有块“全国重点保护”的牌子，但却看不到工作人员。向一位学校工友问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你问我，我问谁”。从房梁上看，这应是元代建筑，风格和霍州府衙大堂差不多，也是采用整根儿的粗大木头架上当梁。
绛州大堂以及其附属的建筑都是新绛中学的一部分了，大殿的墙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另一侧墙上写着“新中食堂”。穿过这个又旧又破的建筑群，就看到一个有塑胶跑道的运动场，红绿相间的跑道分外耀眼，又看到现代化的教学楼。
新绛天主教堂就在对面山坡上，可是通往它的路却又脏又臭，下山时竟是跟着一辆掏粪车下来的。真不知每天晚上来此弥撒的教徒们感受如何。当初建它的荷兰大主教（建国后被驱逐了）选址时一定是选了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现在周围破破烂烂，一片瓦砾。尽管环境不好，但站在教堂门口，那股博大的气势还是把我们镇住了。天主教为什么能在寺、儒、道都很盛的山西站住脚，还拥有大量信徒呢？听朱老先生说，这大教堂是1937年建的（我们在教堂墙上看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建”的字样），河北来的难民曾住满了龙兴寺等庙宇，也住进了这座教堂。看来，宗教是穷苦人的救命稻草，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
新绛县的古建筑受到的破坏实在太严重，让人痛心了。怪不得朱老先生又是自豪又是伤感地说：“如果新绛保留下来，比平遥强多了！”而现在，新绛真的“新”了。
在山西省，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第二天晚上，在吕梁山上遭遇堵车，便在中阳县住下。货运司机小李告诉我们，中阳县县城里原来有十三座牌楼，如今拆得一座没有了，现在又新修了一座。逝去的文物、文化还能重建吗？路上常看到标语“再造一个秀美山川”，山川再造是不可能的，有形与无形的历史文化一旦消逝，也永远不会回来。
走进陕北
黄土陇上听晋剧
空无一物看行宫
甲申三百六十年
雨落黄河静无声
（一）听戏与行宫
在吴堡，我们第十二次跨过黄河，进入陕西。这里是一派陕北风光，许多窑洞像层层叠叠的梯田一样镶嵌在山上。山脊上是数不清的一条条雨水冲刷的痕迹和曲折的羊肠小道。这些既是自然的雕刻，也是人力所为。黄土地上的人们拼尽全力，在黄土高原上划出生命的痕迹。在那裸露着黄土的大山上，许多庄稼地就是“挂”在崖壁上的。缺少平坦的土地，黄河人就在立陡立陡的山上种田。曾经看见过一片“向日葵”地，仿佛“挂毯”一般挂在山上。我们暗想：他们怎样种，又怎样收呢？
在三合镇，刻有“艺苑争芳”的剧场已改卖家具和寿木；窑洞式的房子上写着残缺不全的“全民皆兵”。登上一河之隔的山上，娘娘庙的碑上写着“此地有茂林翠柏，紫气生台……山川古城，钟灵育秀，人烟密集，地灵人杰，秦晋输道，车龙马水，碧溪环绕，尽收眼底……”碑文记录了历代修庙的情况。“碧溪环绕”没有看到，如今河床祼露，几乎断流，只能从被河水下切得很深的岸堤看出水曾很大。“茂林翠柏”也许有，但也不多了，卖寿材的红布广告上写着“真柏木寿材”，强调“谨防假冒”。作为“秦晋输道”的小镇，相信它真的繁华过。
在绥德县满堂川的黄土高坡上，和农民一起看了场戏。这是山西省离石市青年晋剧团的演出，演员们的行头都很漂亮。村里人都聚集在一座画着巨大门神的关帝庙前，红布黑字的“有求必应”还飘荡在门楣上。他们有的坐在关帝庙的石阶上，有的就坐在黄土地上，还有的干脆站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发现，晋陕边界上的陕西农民喜欢听晋剧，而甘陕交界的甘肃人喜欢听秦腔。
日落时分终于到了米脂。在县宾馆办完入住手续想去街头逛逛，一出门，就看到一人多高的墙头上蹲着一个人，那样子极像电影《甲方乙方》里那个馋得望眼欲穿的人。蹲着，可能是这里的习惯。都说“绥德的汉，米脂的婆姨”，我们在米脂街头东张西望，也没看出什么特别的。
通往李自成行宫的路是一条破烂不堪的黄土路。荆宏一口气将车开上去，看到“米脂中学”的牌子，知道这儿就是李自成行宫。和陕西韩城的城隍庙、山西新绛的绛州大堂等一样，“实用”一点的古建筑在建国后一般都用作校舍。李自成行宫曾是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这块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牌子依然伫立在李自成行宫石阶前。
沿着石梯上去，发现“行宫”空无一物，看不出任何闯王生活过的痕迹。倒是一个关于汉代“画象石”的展出挺有意思。起初对这类“二合一”式的展览没太在意，但仔细看去，发现这些汉代墓室里的浮雕十分生动，有车、马、人、鹿等许多形象，而且都是黑色的剪影式浮雕。这与陕西的剪纸、皮影戏异曲同工，看来当地的民间艺术与古代的石刻艺术有着不约而同的审美取向。真奇妙！
（二）佳县香炉寺
佳县是一个黄河岸边不容错过的好地方。早就看过香炉寺“一寺高悬”的照片，所以非要翻山越岭来看看。此行仿佛总也绕不开山：刚别太行，又进吕梁，好容易从吕梁出来，又进入了黄色的迷魂阵。我问荆宏：这里是什么山？答：黄土高原。
为寻找那久已闻名的香炉寺时，荆宏竟稀里糊涂地把车开上了佳县最高的高岗。上去一看，一辆车都没有，本地人都不敢开车上去。可是上来了就只能前行，这里连给车调头的地方都没有，后退不得。
好歹找到一个稍稍宽一点的地方把车靠边停下，就跑到街巷后面的山崖边去看香炉寺。路不好时，风景往往特别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早在照片上领略过香炉寺的奇妙景致，但亲眼见到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小寺高踞山崖，仿佛站在一个天然栈桥上，崖下是滔滔黄河水……我们在山上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发现这里民居在山上形成自然的“楼房”，在山腰和山顶，窑洞层层叠叠，一条脚踩出来的立陡立陡的羊肠小道像楼梯似的把它们联接起来。这小道十分隐匿，只有到了近前细看才能分辨出来。站在山腰上，平视香炉寺，那种小寺悬空、大河横流的感觉就出来了。
开车前行，竟然开进了一个热闹的集市，本来路就窄得仅容车过，两边又摆满摊床，挤满了人。对于车笛声，人们视若罔闻，就像根本没听到一样，我只好像当年街头的“小公共”售票员一样，把手伸到窗外拍打车门，大声地喊：“让一让！”集市有一两公里，对我们来说简直漫长极了。车无法调头，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荆宏又一次自叹：“哎！咱虎操操地就上来了。”好在，不管多难，还是开出来了。
（三）榆林相会山东哥们
早上接到山东哥们的短信：“距绥德170公里，能见面吗？”太想了！旅途中，山东哥们常常一天发好几封短信过来。这旅程中联系最密切的不是别人，正是“山东哥们”。
记得分别后的第二天下午，在河南兰考的大暴雨中接到了他们的短信：“寅时钟鼓鸣，宝殿经声长，甘泉用不尽，僧人素食香——7月15日于嵩山□□□□门寺。”好家伙，跑的真够快的！此后，像“汉江黄水向东流，西行桥断不回头，若问仨人哪里去？翻山越岭九塞沟——行驶在陕南沿江公路”这样的诗歌短信就天天出现在手机里。
为见一面，我甚至在短信中写下煽情的话：“很是想念！”“想与你们见面”等等。他们以往回信迅速，这次却总是迟了很久才回信，我猜他们在商议。果然，见面后“山东哥们”中排行老二的小赵说：“你们相当于一个人，我们是三个人。马哥最想见你们，但他不说，非让我们表态。”
约定在榆林红石峡见面。到了红石峡才知道，他们开着那辆几乎没有底盘的小车从泥沼中的路开进来，相当冒险。听他们中的老大（也是车主）马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敢开了，让小赵开。反正不是他的车，他敢开。”
在红石峡见面的那一刻，心情非常激动。红石峡的黄河两岸是着历朝历代名人的石刻，有点像“摩崖”。但我们只匆匆看了一眼，就忙着和山东哥们一起去不远处的红石峡生态公园里扎营、做饭、聊天了。
山东哥们比我们辛苦，他们多数时候是露营，四五天才住一次宾馆。他们的车后备箱里像一个厨房，有矿泉水、青菜、鸡蛋，还有两个炉头、小煤气罐等，充满生活气息。相比而言，我们的车上更多的是摄影器材、电脑等。他们行走的速度非常快，已到过甘肃、青海、新疆，现在正打道回府。
马哥，是山东哥们里真正的行者。他以前骑摩托车从北京到了海南三亚，最多时一天跑了740公里，比我们的汽车跑的还多。他年年出来跑，这一次老婆不让走，他就说：“走半、半个月”，结果老婆看了电视新闻后说：“那上面怎么说你们要走一个月呢？”他说：“加起来！”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家里有一个“车队”了——两台摩托车和一台轿车，最早买的建设125摩托虽然坏了但舍不得扔，又买了一台摩托还是建设125。每天给我们发诗数首的就是他。他有一手绝技，能一只手按短信，开车时、吃饭时、甚至拍照片时，他都能按发出短信。他才思敏捷，虽然都是打油诗，但也十分形象、传神，而且抬手就来。
晚餐主要是品尝山东哥们的手艺。炒青椒鸡蛋和柿子鸡蛋时，他们居然往锅里敲进去11个鸡蛋，我连连叫停，实在是一片盛情。在黑夜里，在两辆车之间的空地上，在车里拉出的灯光照耀下，我们吃了一顿相聚的晚餐。当啤酒瓶相碰，顿感人生的快意。
这一晚的露宿也别有意味。那是我和荆宏此行中头一次撑开帐篷，没想到半夜就遇到了电闪雷鸣、滂沱大雨。入睡后，我忽然感到一股强光，还以为是公园里有人用手电筒巡视呢。后来就发现是闪电把帐篷照亮。随后又听到马哥搬运帐篷的声音，他搬到那边的亭子里去了。我们没搬，这是一顶防大雨的帐篷。一道道强光照亮帐篷内外，一声声巨雷炸响在不远处。我有点紧张了，毕竟在山上，没有遮拦，雷声听上去那样近……我想回车上去。过了一会儿，雷声远去，大雨点敲打在帐篷上，那声音仿佛洗淋浴时戴上浴帽、闭上眼睛时听到的水声。人困极，就在这雨声中睡去。
第二天一早，小赵说：“昨晚下了50毫升的大雨。”“你怎么知道？”他晃了晃一只放在地上的空桶，里面的水足有5厘米。真是一场大雨！小赵一连打了十几个响亮的喷嚏，我拿感冒药给他，他说“谢谢，带来感冒药都吃完了”。他又把睡袋、防潮垫等等都挂到公园的木栅栏上晒，原来他那顶小帐篷是我以前用过的那种不防雨的。我私下里对荆宏说：“他们就敢带着这种小帐篷走这么远，还几乎天天露宿？”荆宏说：“你看，这不是也走过来了？”
在镇北台长城上，我不停地追问马哥，他把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我很喜欢他自然的人生，他活得很真实，是“心随我动”。为追求自己想要的那种激情，他付出了很多。
（四）沙漠的合围
去红石峡赴会时，就对突然见到的沙漠感到一种震惊。210国道的西侧山梁已全部沙化，整座山都是沙子。国道东侧是榆林市，那里的山有的是黄土，有的也已沙化。
黄沙与黄土，颜色只差一点点，但黄土让人心安，黄沙让人恐惧。榆林的古城墙下就是沙子，榆林虽然有许多新建的高楼，是个都市，可那近在脚下的黄沙，近在咫尺的沙山，让人担心，这不是沙漠里的城市吗？与山东哥们挥手告别后，我们开车进入榆林市区。马路上堆着一层厚厚的黄沙，环卫工人正在清扫，不太长的地段里就能扫出一大堆沙子来，得用汽车清运才行。
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惧，沙漠化像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场合围，是一个阴谋，正在悄悄地实施。我们远在东北时并不知道，但这场合围早已开始了，人类的属地越来越少，而人类对此无可奈何。
从榆林出来后上高速去横山，这竟是一条建成在沙漠里的高速公路，有的地段写着“沙漠路基，试验地段”。高速两侧是已植上绿草的沙漠，但那浅黄色的沙子还是让我感到一种恐惧。我跟荆宏探讨：“栽上绿草就能解决沙漠问题吗？”他说：“能固定住，风沙就不往前移。但要想让沙子变成土，得几百上千年吧？” 记得看过一份资料，说黄土高原本是茂密的森林和湿地，到唐代以后才逐渐变成现在这样，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开荒种地、砍伐树木。
从榆林到靖边，上百公里的地域里都已是沙漠，望着一座座浅黄色的沙山，我的心一直快乐不起来。
（五）革命圣地延安
从横山到靖边的路非常差，几乎全是泥路。在途中的赵家畔镇还遇到堵车，一辆卡车惹了祸，被农民用驴车拦住了，结果全线塞车。荆宏仗着艺高人胆大，非要挤出一条道来，与旁边一辆卡车几乎就“贴”上了。过了这“小镇上的塞车”，觉得又过了一道“波澜”。荆宏的车技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马不停蹄到了靖边。1991年，荆宏大学刚毕业时和同学张宏伟一起来过这儿拍片。他一路开车，一路怀旧。到了镰刀湾乡，荆宏停下车来张望，说洗头房添了不少，别的都没变。我下车想盖一个邮戳留念，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邮政所”。
终于在日落时分到达了目的地——延安。路上发短信请张宏伟推荐住处，他曾在《华商报》延安记者站工作过，回复是：交际宾馆。一走进这里，就看到许多宣传照片，原来柯棣华、白求恩等都在此住过，这原是陕甘宁边区的交际处。当然，白求恩他们住的是原址——窗外那一排破烂的窑洞。后来沿着宝塔山下的路走了一圈，发现这里的革命旧址保护的都不算太好，大多跟“交际处”似的，虽然立着牌子，但原建筑不是废弃似的丢在那儿，就是改变了模样。延安大礼堂虽是解放初重建的，但也记录着历史，现在大门换成铝合金的了。宝塔山下延河水已经干涸，成了臭水沟。再往中心街走，就是标准的都市模样。荆宏拍下了肯德基爷爷与宝塔、广告牌与宝塔……
黄河壶口听咆哮
在入海口
你宽阔和缓，像一位敦厚长者
在小浪底、三门峡
你静止沉默，仿佛睿智中年
在黄河壶口
我们突然见到热忱少年
喷涌的河水，是滔滔不绝的话语
奔流的气势，是炽烈如火的激情
壮哉！大黄河
在你拍岸的巨响中
我们寻找根和魂
壶口瀑布，有诗人说它像“黄河有大把大把的话要说”。来到陕西省宜川县黄河壶口瀑布前，的确听到黄河那独特的话语，那是一种力量的表达，那是一种奔腾不息的气势，耳边仿佛响起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8月11日傍晚，站在离瀑布只有几米远的地方，任黄河水喷起的冲天黄雾在我们衣服上、相机上洒下细细密密的黄尘。我们决定夜宿黄河边，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眠。
行走在黄河两岸，一直在寻找。寻找文化，寻找精神；有时高兴，有时失望。当我们从海拔1700多米的高处沿盘山道往下冲时，一下子看到山谷间那条宽阔而奔涌的黄河，心中狂喜起来。终于又看到这生动的河流，它磅薄大气，把山切割，把石斩断，把黄土高原的模样改变。
到达壶口瀑布时是下午6点40分，光线开始暗下去。一口气跑到瀑布旁，看见黄河在“壶口”处升腾起来，激起黄色的水雾，冲天而去，在我们身上洒下无数黄尘。
真正领略黄河之威，是第二天早上。那一晚，本已征得景区管理员同意可以在景区扎帐篷，但看到旁边有一块牌子：“如遇险情尽时报道，听到警报及时撤离”，再看看脚下的黄泥沙是湿的，估计水大的时候一定漫上来过，决定就在车里歇息。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写东西，外面水声隆隆，越来越大。
当我们再一次奔向瀑布，啊，水大了许多。昨天来时河水只是缓缓流淌，而今天突然间河水宽了百米，以一种慑人的气势奔涌过来。这几天一直在下雨，一定是上游雨大，水才大了起来。昨天只有一个壶口瀑布，今天一下子出现了不计其数的瀑布。
黄河，一旦发起水来，就浩浩荡荡，压倒一切。天光暗了下来，要下雨了。刚才还在岸边摆着姿势和游人照相的那几个系白羊肚手巾、牵毛驴的“老汉”们，现在正急匆匆地牵驴走。问了一个正在“撤退”的当地女人，她说：“快走吧，发水了”。问她能发多高，她用手一指我们停车露宿的地方，说能到那儿。这时领着一队游人刚到的导游也有点急了，说“大家快点照张相，赶紧走”。我知道，这一定是情况真的紧急了，便催老荆快走，可他偏要靠近拍摄。我用数码相机在远处拍下他在黄色薄雾里的背影。
别了，黄土高原
黄帝陵祭祖
汉阳陵拓碑

当车轮向西、向西
挥别的，不仅是黄土高原
还有终生的挚友
（一）黄帝陵
8月12日下午4点多到了黄帝陵，门票是61元，就是说中国人要拜谒老祖宗还得花上一笔钱才进得了门。黄帝陵也是新修的，轩辕庙就更新了，有的大殿还正在建设中。倒是那些三千年的大树特别真切地给我历史感。在孔庙时也是，觉得建筑并不能给人震撼，而参天的古树却显得异常真实。对树的这种感觉，在山西晋祠有，在韩城文庙也有，在黄帝陵尤其强烈。什么都没有了，树还在。那些枝干伸向天空、粗犷的大树啊，是真正的目击者！
（二）西安
离开黄帝陵，走高速去了西安。一路上，和张宏伟短信穿棱，他一直在计算我们到达的时间。西安，是“黄河行”的第二个休整站。
张宏伟是荆宏在南开大学时的同学。他本是“分析化学”专业的学生，因酷爱摄影而成为“艺术摄影班”的一名编外学生。几经周折，他终于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成为华商报的首席摄影记者。他曾去伊拉克战争前线采访，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我初次见他，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早就在荆宏的讲述中和他的个人网站上熟悉了他。
张宏伟的工作很累，但看上去却比以前胖了，这是生活幸福的标志。荆宏的瘦，就使我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朋友们总是暗示我要对他好一点。
宏伟的女儿来来和我女儿斐斐一样，生在离异的家庭里。周六那天，来来到她爸这里来了。这是一个瘦得让人心疼的孩子，白得没有血色，胳膊细得像黄瓜。看得出宏伟十分喜欢她，一把将她抱起来举过头顶。宏伟是那种特别深情的人，爱妻子，爱孩子，也爱朋友。听他亲热地叫涂新“老婆”，我竟有些嫉妒，暗想自己和荆宏有没有这么好呢？我们互称“老荆”、“老蒋”，是不是工作伙伴大于夫妻恋人？后来和宏伟聊天才发觉，其实我和荆宏是彼此太熟悉了，连那种“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斯可云证”的吃醋游戏都没有了。
来来特别聪明，让她在一大排车里猜猜哪一辆是“拉登叔叔”（她对荆宏的称呼）的车，她竟一下子指着“悍马”用稚嫩的声音说：“就是这辆！”为什么呢？她细声细气地说：“这辆最恐怖！”
张宏伟的妻子涂新怀孕七八个月了，竟也到高速公路出口来迎接我们。在西安，我们就住在涂新娘家的房子里。这里刚刚装修好，他们是打算孩子出生后搬过去住的，现在我们捷足先登了。在西安，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休息。宏伟白天去上班，中饭或晚饭时间便开车接我们去品尝西安风味，像牛肉泡馍、粉蒸肉什么的，吃得我乐不思蜀，都不想离开西安了。
（三）汉阳陵
8月14日，宏伟开车拉着我们到“原”上去。原，是陕西人对一片平坦高地的称呼。西安附近的原上有许多古代皇家陵墓，都是巨大的土堆，形状有圆的，也有见棱见角的，与建金字塔的埃及人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来到“王皇后陵”（汉武帝母亲的坟）前，地上有许多破碎的砖瓦，宏伟说：“这就是汉砖！你听这清脆的声音。”他刚刚采访过二千多年前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很有经验的。西安这地方就是土厚，俯仰皆是历史，这些汉代的碎砖就这样扔在这儿，并没有人来拾，可见多得很。
王皇后坟上面长满了绿色的草，没膝高。离王皇后坟不远，就是她丈夫汉景帝刘启的坟。汉阳陵其实是指他们两个人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在景帝坟前见到几位正在拓碑的年轻人。他们一天最多只能拓三张，拓本身要一小时，干还要一小时。把宣纸贴在碑上，用一块湿布一点点敲打，再用墨一点点蘸上去，碑上的字便一点点从白色的宣纸上显露出来。这是一块明代立的祭祀碑。明代的皇帝遣锦衣卫来祭祀汉景帝？这倒是我以前想不到的。
此后，我们见到土堆就怀疑是古墓，以至于向一个电厂方向去时，看见一个巨大的有棱角的土堆就问，人家告诉我们是“灰堆”，电厂的弃物。
（四）分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8月16日早上离开西安时，荆宏这样安慰我。快到高速公路入口时，荆宏突然有点激动，说：“我告诉你！入口马上就要到了。”停车，用力地握手，荆宏突然与宏伟拥抱起来。我后悔没有拿相机，就拿着也来不及，他们的拥抱得那样迅速。这次出行，荆宏被许多朋友拥抱过，但这一次最浓缩感情。
就这样上了路，向大西北进发。感觉上好像又回到7月1日从长春出发的时候，就我们俩，壮志满怀。
临开车前，涂新告诉我：“钱在灰色的包里。”怎么还有钱？涂新说：“带着吧，带着吧，路上多带点比少了强。不是让我给拉赞助吗？就算我没拉来，先赞助给你们了。”（涂新在广告业工作，我开玩笑说要请她拉赞助。）直到晚上才打开包，是2000元。荆宏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不是多少钱的事，这是感情。他们一定是看了我们出发时报道中写到“倾其所有”。宏伟是荆宏最好的朋友，他甚至把自己收藏的秦瓦当都给了荆宏，说这东西避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保佑了我们，反正回长春以后朋友们都说“一定是有天佑你们”！后来遇到了许多险情，但奇迹般地遇到了好人相助。
离别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味。本打算在西安停两天，后来住了三天。朋友相聚，依依不舍，宏伟也一再劝：“离开西安后，你们就得不到休整了！”此后，只在法门寺停了一下，便出了陕西，直直地开进甘肃省天水地区。这里又是山区，但天光却长了起来。我知道这回真的是向西！向西！

信天游7700

第九章
九 踏上青藏高原
仿佛窥见世界之初
一切都是苍翠的绿色
当我们走进甘南，看见远处青紫色的大山和系在山峰上的白云；当我们走过有“小麦加”之称的临夏，又来到拥有一座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夏河县；当我第一次看见许多穿着藏袍的藏民……我确切地知道，踏上青藏高原了。
离开西安来到甘肃天水，就真正走上了唐蕃古道。现在，唐蕃古道、古丝绸之路、行走大黄河，三条线路在脚下汇合成一条线，我们即将进藏。如果说祖国的地势像“三级台阶”，那么我们早已从东北平原的“第一级台阶”登上“第二级台阶”——黄土高原，如今就要升入“第三级台阶”——青藏高原。至此，出行已50天，行程过去一半，我们的“悍马”——北京吉普2020已跑了1万多公里。
艺术家的麦积山
站在麦积山下，就望见三尊巨大佛像挂在山体上，山上的石窟更是“密如蜂房”。8月16日晚上到达甘肃天水市北道区，第二天一早便去麦积山。
从书里得知，要看清麦积山石窟中的泥塑最好自带手电，便特意拿着手电上去，结果全无用处。耀眼的阳光把每个洞都照亮，大部分泥塑艺术水平高一些的洞都关着两扇拉铁网的门，但也一样能看清，荆宏居然透过铁网用数码相机拍了一些神态优雅、线条流畅的佛像，虽然照片上有网状阴影，但足以让我们回来后继续品味这些泥塑的神韵。
这是一座奇山，近200个石窟悬在石壁上。石窟是从北朝开始修建的，不知道当时雕刻者是怎样在石山上凿洞，又怎样在洞里用泥塑像。一些残破的泥塑露出里面木头的“躯干”和钢筋，据说当时的人就会使用“钢筋混凝土”的方式。山的许多地方都有小洞向外流一种深赫色的液体，一位导游说，当时制造者一定是用特殊的东西和上泥创作的，否则泥不会经久不裂，但不知用的是什么，现在山洞里流出的液体被怀疑就是那和泥的东西。
在登阶梯时，我听到一对白发老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文革那时候怎么没被破坏？”“可能是那时候还没修这台阶，他们上不来吧。”红卫兵，破坏者的代名词。所到之处，只要是古代文化遗存，几乎很少在文革中不受破坏的，曲阜的孔庙、荷泽的岳王庙、山西的大院、韩城司马迁祠……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除了当时这里就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以外，那时没有修建方便上下的楼梯是它在文革中幸免的重要原因。古时麦积山石窟曾有“凌空栈道”，但在地震中毁坏了，现在的梯子都是近些年修的。
在麦积山石窟的一个洞里，我们巧遇了一位艺术家——麦积山艺术研究院的画家刘俊琪，并帮他与失散多年的长春朋友联系上了。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画师在洞里临摹壁画，我便凑过去问东问西。人家在工作，自然爱理不理。好不容易问出来：这幅画已临摹三年半了，还有三成没画，估计至少得半年。这是他临摹的第七幅壁画，一生中二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得知我在吉林大学工作，他喃喃地说：“有个朋友在吉林艺术学院美术系”。及至说出“李巍”二字，我们激动起来。李巍是国内著名的国画大师，为人作画都很豪放，而且是荆宏爸爸的挚友。事情这样凑巧，还是世界本来很小？李巍从沈阳“鲁美”毕业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天水地区的一个县，二十多年后才回到长春，他与刘俊琪就是那时结下的友谊。刘俊琪与李巍失去了联系，我们马上拔通了长春的电话。
从此，刘俊琪的话匣子打开了，手中的画笔都停了，专门给我们讲这里的妙处。他说敦煌石窟中大部分出自于工匠之手，而麦积山不一样，是艺术家的作品展示。当年这里离长安很近，艺术家们主要都在雕刻佛像。是的，这里的石雕人物都很传神，有一种活着一般的神韵，让我们仿佛一下子通过时间遂道看到了隋唐以前的人物风采。
伏羲庙，我们来晚了
天水市秦城区才是真正的老“天水”，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伏羲庙。书上说，伏羲庙在临街小巷上，牌楼很大，巷子窄得很难拍出全景来。来这里时发现，前面的遮拦已全部拆除，伏羲庙突兀地暴露在一片正在修建的广场前面。
寻找那有名的、气势很大的牌楼时，经工人一指才看见：在脚手架里，正在修缮中。柱子被漆成大红色，新鲜夺目。文物应整旧如旧，文化的韵味其实就在于古旧中散发出来气息，而这里却让“老东西”变得全新。
从伏羲庙出来，多少有点沮丧。在大太阳底下，手搭“凉棚”走了那么远的路，就为看一座“新”的伏羲庙？路过一片残垣断壁，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立在前面。啊，这里是要修建“飞将广场”、“伏羲庙文化商业中心”简单地说就是要在这里建大商场了。可是，广告牌子上说2004年6月竣工，而现在这里还没有一点工地气象。一位卖桃子的男子告诉我们，这里拆着拆着就发现是明代以前的房子，有的还有唐的特点，就不让拆了，让恢复，现在就这样扔下了。
这里是建设路，厚生巷。进入这些残破的房子中，发现一些房子里还住着居民，掏粪工人还在这里工作。虽然拆得破碎了，但一些原来的格局还可以辨认，一座房子从侧影看，确有些大唐的风格。这巷里有一棵巨大的树，一个人合围也抱不过来。这棵树是古老民居的见证。
一路上，像这样让我们感叹来晚了的地方，有许多。
穆斯林世界
从兰州开始，渐渐走进了穆斯林世界。兰州是一座亦古亦新的城市。站在白塔山上看兰州，才发现以黄河为界，南岸是一座群山环抱中的现代化都市，高楼林立；北岸是元代的塔、清代的寺，还有清真寺。如果不坐缆车上白塔山，只徜徉于黄河南岸的繁华都市里，看不到北岸的历史。
兰州建城很早，据说是霍去病建的。它还拥有黄河上最老的铁桥——中山桥，这座百年铁桥是清gov-ern-ment花钱让外国人建的，美国人设计，德国人承建。我们到达桥边时，它已被围起来维修。虽然红绿灯还在这百年老桥前闪烁，但已不通车了，今后它将成为步行桥。
兰州的街头，戴白帽子的回民很多，往街巷里张望常常可以看到清真寺。后来去了有“小麦加”之称的临夏，路边的清真寺就更多了。那是一些“中阿”合壁式的清真寺——中国古典宫殿式风格与阿拉伯风格相混合，那四角的飞檐像中国古典的庙，而屋顶耸立的又是伊斯兰教的宝瓶、彩月，门口坐着一排戴白帽子的穆斯林。还有一些是纯粹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屋顶耸立着一个个细塔，有的呈几何级数排列，很有气势。
这里天高云淡，山远路长，我们觉得精神很振奋。
（图片说明：兰州，南岸是繁华，北岸是历史。）
见到了世界的本来模样
8月19日离开兰州，沿着213国道从临夏市向甘肃南部的夏河县进发，渐渐看见远处的山呈紫色。荆宏说，这里就有点青藏高原的味道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这么快，就来到了青藏高原的边上，那么我们在兰州时发回长春的那篇《别了，黄土高原》是写对了。虽然早知道甘南是藏族自治州，但对于眼前突然出现的青藏高原风貌，我还是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
荆宏指着路边的一位穿着藏袍的妇女说：“这就是你见到的第一位藏族人！”我睁大眼睛惊奇地看，她穿着绛紫色的藏袍，露出的衬衫是粉红色的，色彩十分艳丽，在我眼里她穿着盛装。
接下来，我觉得自己仿佛刚刚生出来一样，第一次看世界。周围的丛山都是绿色的，山上没有房子、没有庄稼、没有路，是一座座完完整整、自自然然的山。唐诗《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何时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就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我突然醒悟过来，原来以前所看到的那些山都是破碎的山，是被所谓的文明糟蹋过的山。无论是被称为“名山胜景”的泰山、华山，还是已破得不成样子的黄土高原，都已被人类索取一空。
山，本应是这个样子的：深绿色的树，漫山皆是，山的轮廓是由无数个绿色的树尖连缀而成的。我后悔没有把在山西和陕西的“消息树”拍下来，那样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在黄土高原上，黄色的土暴露在外，整座大山光秃秃的，往往只在山顶长着一棵孤伶伶的树，让人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鸡毛信》里报告日本鬼子来了的“消息树”。我突然明白自己在兰州写《别了，黄土高原》时为啥上不来情绪，那是被人类破坏殆尽的山，我怎么赞美它，是赞美我们曾经进行和仍在继续着的向大自然的索取吗?
当整个世界都已改变时，青藏高原还没有变。怪不得以前我曾问过吉林大学地质科学考察队队长李才：“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哪里最适合人居？”他回答：“西藏。那里没有污染。”
荆宏告诉我：“真正快乐的旅程就要开始了。”在那些青黛色的山谷间，是金黄色的青稞田。这里八月就收割了，藏族人把一捆捆金黄色的青稞割下来堆在田里，像许多个稻草人站在那儿。
拍下黄河第一弯——大“S”形
在夏河找旅馆时，从大镜子里看到自己脸色黑黑，风尘朴朴，已经和女藏民差不多了。在久负盛名的卓玛旅馆，人家问我：“一个人吗？”啊，我真的看上去有那么坚强？记得在山西新绛，从宾馆入门处的大镜子里看到背着大包的“我”，不禁一愣，想起了中学历史课本插图上的玄奘，也是这样背包摞伞的。
著名的夏河拉卜楞寺门票31元一张，不过我们没买票参观。寺院座落在一个很大的僧侣生活区里，我们倘徉于寺院和僧舍之间，拍建筑、拍人，只要不进寺院就无需买门票。对于进入贡唐宝塔和登塔观光什么的，我们并无兴趣。登上夏河岸边的一座小山（我们称之为“摄影高地”），一样拍到了拉卜楞寺的全景。
走累了，拍累了，就在夏河街头一家回民开的面馆吃碗牛肉面，然后启程去“黄河首曲”玛曲县。那位女回民做的牛肉面真好吃，邻桌是五个美国的姑娘和小伙子，都胖胖的、黄头发，他们也各自手捧一碗面，吃得正香。
8月20日下午，在去玛曲的路上，拍下了壮观的黄河第一弯——大“S“形。当车跃上了一个海拔3900米的峰顶时，一下子看见了黄河那巨大的“S”形。它在绿色的草原上，仿佛一条闪闪发光的白练，转出自然曲线，美极！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刚下车时还为光线不足、云气太大而感到遗憾，当我们搬出笨重的摄影器材后，光影一下子变幻起来，云开了，“S”形清晰地显现出来，一道光线打在山谷中，尤其打在那一群突然出现的白色羊群上。荆宏很兴奋，边拍边说：“太好了！”。
可是，就在我们为抓住瞬间而快乐收工时，车却因为手刹失灵而出现了溜车的危险。那是在山的顶峰，向下的路陡极了，我们的车有几吨重。当我们俩把垫车的石头推开时，车一下子无法控制地向下滑行，两个人的力量完全无法推动这几吨重的车。这里是在海拔近4000米的山上，我当时可能脸都吓白了，身体挡车疼了都不知道，荆宏不得已把脚伸到车轮下垫了一下，又迅速地找块小石头垫住，才勉强把车停住。
离开了这个陡坡后很久，我都没有说话。身上很脏，骨头也疼起来。所幸荆宏的脚没有受伤。虽然意外地拍到了好景致,可是以后还是尽量不在高坡上停车吧！
高原反应出现了
8月19日傍晚到达夏河。我当时很兴奋，向亲友们发出了“报喜”短信，说自己上了高原，但身体很适应。还打开电脑用“掌中宽带”上了网，得意地向网友们“炫耀”了一番。事实上，高原反应是有的。
一个突然的气候变化就是在甘肃夏河发生的：由短袖到毛衣。在兰州的时候还烈日炎炎；去临夏的路上，天就凉了，我爬到车后座去翻出了运动服外套；到夏河了，突然发觉得右腿有点不能回弯了，是冻着了。办完入住手续，赶紧到房间里穿上毛衣毛裤。
荆宏说：“你没什么高原反应我特别高兴！你知道吗？我都感觉到了。”是什么？“有点困。”想起来了，快到夏河时他问过我“困不困”。其实他问完之后我也有点困了。在夏河的晚上，我发现自己心跳过快，睡不着觉。第二天发现一走路就气短，脚趾变成了紫色。我明白高山反应是逃不过去的。我有很严重的鼻窦炎，以前常头疼，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不能慌乱，按我自己的方法来调整。感觉累时就不再逞强，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吸气，慢慢地适应。后来在海拔3500多米的郎木寺，我三次上山，第一次很累，而第二次、第三次就轻松多了，我相信自己能适应。
汽车也开始有高原反应了。在去玛曲的路上，拍完标语“同志，你计划生育了吗？”，车就启动不了。荆宏拧下火花塞，刮下厚厚的积炭，在高原上燃烧得很不充分。
露宿玛曲
玛曲，是藏语里的“黄河”，是我国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县。玛曲拥有“天下黄河第一弯”，黄河从青海省流出后在这里甩出一个“S”形，又调头流入青海省。玛曲草原被称作黄河的“蓄水池”，黄河从这里流走时45%的水是从玛曲草原上带走的。玛曲还有“黄河第一桥”，也就是黄河上游的第一座桥，会与我们在山东垦利拍的“黄河最后一桥”相映成趣。玛曲还是藏族著名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中主人公雄大王格萨尔的发祥地。
到玛曲的那一天正好赶上“格萨尔千周年纪念赛马大会”，赛马会颁奖活动将于第二天举行，附近的藏民成群结队拥入县城，所有的宾馆、招待所、旅店早在一周前就订满了。
我们几乎和藏民一样露宿街头。满街都是藏民，有的藏民一家抱着很小的孩子在街边围坐下来，有的藏民在马路的花坛边靠着，用胳膊支着脑袋，就要过一宿。我们在路灯下吃了晚餐，又把车停在街边，把座椅放倒睡下，打算就这样对付一宿，第二天一早去拍他们的节日。以前在辽宁兴城、在河南郑州、在黄河壶口瀑布，每次住在车里最让我难受的都是热，而这一次是冷。我冷得睡不着，就伸手从一大堆东西里“掏”出了睡袋，钻进去。
第二天早上在黄河岸边的庆祝大会上，数以百计的藏族人从附近骑马赶来。那些获得赛马会前几名的骑手们往往是全家来领奖，奖品是摩托车和太阳灶。那些骑手带来的小男孩，年纪不大，眼睛里却放出桀骜不驯的光。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草原上神秘原始的法舞表演，玛曲县12座藏传佛教寺院的160多位僧侣表演了壮严的僧乐，许多僧人头戴野兽的面具进行了法舞表演。
当我们离去时，拍下了“黄河第一桥”下的污染物。
郎木寺，消逝中的风景
背包客眼里的世外桃源
偏僻的甘南小镇

当旅游热席卷而来时
它像一块纯洁的冰
就要融化了
离开玛曲，奔郎木寺而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郎木寺，是白龙江源头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奇异小镇。它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处，一半属于甘肃，另一半属于四川。在小镇上，我们一步就从甘肃省踏到四川省，四川省的这部分是若尔盖地区红星乡的回民村和冻卡村。
在藏语里，“郎木”是“仙女”的意思。郎木寺以其世外桃源的幽静和藏传佛教寺院而闻名于世，听说许多外国背包客不远万里跑到这儿来，我们也慕名前往。
从玛曲到郎木寺的路上，看到了一派草原风光（后来知道这被称为“亚洲第一天然优良草原”）。这是一条沙石路，听说不好走时曾有点犹豫。但是，路的好坏向来与风光的优劣成反比，这一次也不例外。一路走来，仿佛走进一场关于草原的立体电影，身边像是一块移动的画布，不断变换着的场景。草场无边无垠，只有白色的羊和黑色的牦牛不时出现，散布在如茵的草地上。这是一片原始的、自然的大草原，群山从远到近有浅绿、深绿、深蓝、紫色不同层次。最有趣的是，阳光常常透过低低的云层投下“区域光”，就仿佛大自然投向这绿草大舞台上的一束“追光”，就打在成片的羊群身上。这些光影变化很快，真是“天光云影共徘徊”。
就是在这无限美好的自然风光中走到了郎木寺，住进了早就在书中看到过的“郎木寺宾馆”——一个小招待所，外国背包客的“最爱”。这里的外国人果然很多，在郎木寺的街头，总能见到一些坐长途车、背大包的老外，手里拿着一本名为《china》的书就来到了中国最闭塞的小镇上。
他们在郎木寺小镇上显得非常悠闲。在“丽莎饭馆”，一对回民夫妇开设的小镇上唯一的西餐馆，一进门就看见一群外国人，四个在打扑克，三个在看小说。他们跑了万里路，就是为了来这个远离家乡的异国小镇上打牌、读书？我有些惊愕了。我们一直在紧张地赶路和工作，每到一地就是采访、拍片，然后再赶路。我们是花了巨大的成本出来，所以一直忙个不停，力争有最大的收获。这和他们的闲适形成反差。我凑过去和一位正在看小说的女“老外”聊天。我们竟是同行，她是英格兰的教师，更巧的是她居然是和我们住在同一旅馆、同一楼层的门牌号紧挨着的隔壁“邻居”。
郎木寺是继兵马俑、夏河之后见到老外最多的一个地方。在郎木寺小镇的三天里，我们对“老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兴趣。街头，常常可以看见外国人胸前一个包，背后一个包，手里一本旅游指南，孤单地东张西望。他们中的大多数连一句汉语都不会，就只身一人跑来了。他们要找寻自然，不管它在哪个国度、哪种生活条件，千里万里地奔过来。而且真正的旅游就是自己出来闯，不是跟着旅行社走既定的路程。
在郎木寺，恰逢一个法事活动，就是藏族姑娘告诉我们的“和尚跳舞”。中午赶到寺院的大殿等待，可喇嘛们一点也不准时，他们在忙着点钞票——藏民的捐款。为了得到一张寺院用藏文开据的捐款收条，一名河南旅行者也要捐钱，而寺院又偏偏不肯收非教徒的钱。一方非要捐，一方不肯收，后来喇嘛们开了个会，决定收下。那河南人拿到一张完全看不懂的藏文收据后，十分高兴。
小雨中，我们和一对年轻的外国夫妇攀谈起来。男的来自澳大利亚，女的是德国人，当我问她假期有多长，她竟说“一年！”她得意地告诉我，这一年里他们不工作，不要任何职业，就是去世界各地旅行。问起原来的职业，她曾是一家周刊的编辑，嫁给这个澳大利亚籍的摄影师丈夫以后就辞职了，先旅行一年再说。太巧了，我也做过记者，荆宏也是摄影记者。他们俩也为这种相似而感到惊奇，于是话匣子打开了，这可能是我和外国人聊得最久的一次。得知我现在到大学里当老师去了，她问我为什么改变，我说“想获得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一下又引起了他们俩的共鸣，两个人连声说“是！是！我们也是想要自己的时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渴望自由的生活”，不过这也常伴一个问题——“no money(没有钱)”。听说我们自驾车走黄河，他们羡慕极了，丈夫皱着眉头说：“我坐在长途车上，遇到风景，想拍，可是没法停下来！”他叹口气，摇摇头。他妻子打量着荆宏说：“你能在中国开车，真厉害！我们会开车，可是不敢在中国开车，这路太难走了，中国的司机本事真大。”其实，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郎木寺，潜意识中都是为了寻找那一方给人自由、安宁的净土。我们渴望舒展，渴望挥洒激情，渴望实现梦想。
郎木寺的风光很美。从山上望去，确有一些“东方小瑞士”的风格，绵延的大山不是手中的数码傻瓜所能拍下的。在这里，连我也有了一种想用“大底片”拍摄的欲望。但这里最迷人的风景还不只是林木葱郁、碧水萦绕，而是那弥漫着宗教气氛的、古朴的藏民生活和小镇景象。那独特的板屋民居，喇嘛的诵经声，白龙江的水声，藏民的纯朴身影，与绿色山川、草场一起曾构成郎木寺特有的宁静。超然世外、自然纯净，竟将外国背包客从万里之外吸引来。不知道他们的嗅觉怎么这么灵，12年前，他们甚至是坐拖拉机（过去不通车时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有些失望，原本宁静的小镇实际上已经不宁静了。郎木寺小镇上，似乎在“大兴土木”，唯一的一条小街上有好几处楼房正在建设中。从山上望下去，就能看见好几处混凝土楼房，很煞风景。倒是四川那边没什么旅游开发，还基本保持着板房民居的格局。热闹的郎木寺，外国背包客还会来吗?
那个傍晚，夕阳中，我们和一位华东师大化学系的学生一起，在郎木寺的山腰上坐了很久。这名大学生也周游了许多地方，我们共同感叹，来晚了！回想起许多走过的地方，都有一种“来晚了”的遗憾。
万里遇老乡
离开长春54天了，8月23日，当我们从郎木寺出发向甘南首府合作市前进时，在213国道的公路上遇到了家乡人。
在路上，我们停车拍摄那些服饰鲜艳、正在劳动的藏族妇女。这儿的风俗是男尊女卑，女人既要操持家务，又要出外干体力活赚钱。在甘南地区，抡着铁锹挖沟的几乎都是藏族妇女。这时，一位穿工装的人操着熟悉的东北口音上来问：“是长春的？”我们惊讶极了。原来，213国道“合郎线” （郎木寺镇至合作市）上有35公里长的一段公路是由吉林省交通建设集团三公司中标后承建的。随后，在整个路段都见到“吉林省交通建设集团”的红旗在风中飘舞，感到异常亲切。
213国道“合郎线”是开发大西北的“八大省际通道”之一，是甘南与四川的唯一通道。当我们的车开到工程指挥部时，许多人都跑出来，眼睛直钩钩地看着我们。项目部总工程师姜万录说：“你们真是从长春开着车来的？从去年五月份进入工程点，除了给我们配货的货车司机没见过长春人。”
如果不是他们告诉我们，还真不知道，走过的这段路曾是公安部挂号的危险地段，有许多车匪路霸。这里曾经是天一黑就没有车了，甚至白天也有人公开抢劫。他们来这里施工，工程车曾被人用石块堵住，歹徒拿出枪来威逼。还曾出现过藏族部落的头人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施工的情况。现在，这些困难已被一一解决。这里设立了派出所，加上路修好之后这里就不再偏僻，晚上没车敢走的现象已经消失。他们还与各个藏族部落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在工程建设中基本上都是用当地藏民施工，最多时用过三百多藏民。
在项目部总工程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发现这只是个工棚，非常冷，铁床在办公桌后面，他们晚上就住在这儿。项目部的财务科长彭宪涛说，天天晚上点电褥子。当他们感叹我们艰辛时，我们觉得他们更不容易。我们一直在游走，有时睡帐篷、车里，有时也住招待所、宾馆，而他们快两年的时间里只能白天奔忙于工地，晚上住在这个寒冷的工棚里。
我们又要上路了，他们热情地要给我们带上家乡送来的东北大米，最后又硬塞到我们车里一箱矿泉水。在青藏高原上，水是最珍贵的。这些天在车上嘴唇干干的，感叹“甘南真干”！这里的路上很难得到水的补给，有时买都买不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感情，我们带着它向黄河源头走去。
“灯泡”出场
在临夏市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离开甘肃，赶往青海西宁。在那里，我们将迎来此行中一位重要人物——“灯泡”。他与我们共同走进西藏、新疆，经历最难最苦也最多姿多彩的一段日子。
“灯泡”是亡友鲍雨的哥哥，叫鲍辉。荆宏2000年去西藏时最初相约的伙伴就是鲍雨，当时我、荆宏、鲍雨都在长春日报当记者，关系好得被称作“铁三角”。后来鲍雨担心身体不行没去。他不去是对的，2003年6月，已经调到中国青年报社当记者的鲍雨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病逝在从北京回长春的火车上，年仅29岁。这次出发前，我们和鲍辉一起去埋着鲍雨的地方，告诉他：我们将远赴西藏。现在，鲍辉带着弟弟的遗愿和对神秘西藏的好奇追赶而来。
因为怕赶不上接机，我们俩没吃午饭，也没吃晚饭，除了拍照片外就没有停过车，直奔西宁机场。晚上7点，出了高速公路的“机场”出口才发现，这里除了一个简陋的临时候机厅以外什么都没有，想找个饭店吃碗面的想法破灭了。这时，“灯泡”发来短信说要晚上11点多才到。我几乎晕倒，这4个小时可怎么挨啊？
不过，这4个小时过得很快，因为停车场上的几位司机对我们发生了兴趣。一位给中国旅行社青海省分公司开车的胖司机，详细地告诉我们哪段路难走，见到藏民该怎样说话。一位黑龙江的小伙子在这里的一个工程项目上工作，他说：“就你们这车，还上西藏啊？我们的4500都不敢上去。”但中旅的司机拍了拍“悍马”的机器盖子说：“这车好啊！到西藏就得这车。”他原来开大货车，现在开旅游车按里程计费，一公里3毛钱。
在机场看到鲍辉的那一刻，我们彼此都有点认不出了。他从炎热的北京转机而来，穿着白色砍袖衫，着实凉快，而我们早已是深秋打扮了。他看见我们也是一愣，说从打他认识荆宏起，荆宏就是长头发，现在剪了他还不习惯。至于我，他说“确实黑了。不怕你不高兴，有点显老了。”我已不再像二十几岁的小女孩，一味地希望别人说自己漂亮；也不再像三十岁时，希望别人用惊讶的口吻说：“真年轻啊！”我觉得黑一点、老一点都无所谓，我想要的正是这份阅历。
进入西宁市区时已是半夜了，找住处又成了难事。找了许多家旅馆，不是满员就是没有停车的地方。其实找住处时，排在第一位的条件是给车找个安全的所在。最终在福宁宾馆找到一个普通三人间，从此开始了“三人房”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新疆分手，所以老鲍自称“灯泡”。
塔尔寺遇上更穷的“和尚”
在西宁的超市里，我们买了三百多元钱的食品，其中的压缩饼干25包，吃到回长春也没吃完。到家以后，我再也咽不下去这压缩饼干，它却成了我女儿喜爱的食品。
在湟源县，我们买了只氧气袋。氧气袋在途中一直没用上，倒成了一只“气压式海拔表”，海拔一升高它就鼓鼓的，一降低它就瘪下来。
因为老鲍有些感冒，荆宏担心他这样上高原有危险，临时决定增加一个项目：去湟中县看塔尔寺。在塔尔寺，遇见一位来自黑龙江大庆的老人。他61岁了，骑着一辆既可以当助力车又可以当自行车的三轮车，计划要走遍全国。我们本是“穷和尚”，现在遇到了比我们还穷的和尚。有的朋友把我们开破车走天涯的行动视为“了不得”，其实在路上不断地遇到这些行走的朋友，觉得行走本身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是有那么多的人都在走吗？有人开着豪华车走，我们开着破车走，像这位老人骑这样差的车，不也到过西藏、新疆吗？
这老人说自己一天的费用是10元钱，很少住店，一般是帐篷，吃的就是馒头咸菜。我们在他的车筐里看到水、望远镜和破帐篷，此外就别无长物。

信天游7700

第10章
十 黄河源，我们来了！

在扎陵湖与鄂陵湖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初相见的地方
看见了
可怕的黄沙
驶出西宁，荆宏告诉我们，这就是青藏公路了。这又让我和鲍辉兴奋起来。
“缩水”的青海湖
8月27日早上，在青海湖边的帐篷里打开电脑，一边喝酥油茶，一边用“掌中宽带”无线上网。酥油茶是老荆烧的，喝下去五内俱热，连后背都是热的。有过高原生活经验的荆宏说，适应高原首先要从饮食开始，人家的饮食方式与这种自然环境是配套的。于是，我们开始喝加了盐的茯茶。荆宏在青海省湟源县特意买了块酥油，用小壶煮出“地道”的酥油茶。
沿着青藏公路向黄河上游驶去，来到青海湖畔。青海湖不像是湖，更像是海！距离十几公里时，就可以远远望到它，像一个蓝色的大盘子。从水之蓝、浪之白以及飞翔的水鸟看，它就是一片海。“青海”，便是蓝色的海，青海省由此得名。站在岸边，有的地方可以望到对岸，有的地方就只能看到一条蓝色的海平线。2000年时，吉林大学科考队到这附近考察，曾发现并带回了许多古代海洋生物化石，我采写过一篇报道《高原曾经是海洋》。现在亲眼看到这蓝色的远古时代海的遗迹，更体会到什么是“沧海桑田”。
刚到这里时，老鲍特别兴奋，说：“这是旅游团所到不了的。”是的，刚才我们在环湖东路上行驶时看到一辆旅游团的车，他们只能在岸边停一会儿，而且是风景并不太好的地方。而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风景。这自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我给亲友发了短信，西安的张宏伟回了两个字：“羡慕！”
在青海湖边住，多少钱一宿？当我们把车开进青海湖边，洋洋得意地边吃西瓜边开玩笑时，三个藏族牧民骑着摩托车过来，用我们半懂不懂的汉语说：这是他们的草场，每人收费20元。我对老鲍笑了笑：“这不，有价啊！”老荆和老鲍开始耐心地向藏民做说服工作。老荆说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是为国家做事的，是为了解青海湖附近的自然情况而来的。我则在一旁“配合”地拿出卫星定位仪，表示我在工作——测量。三个藏族牧民有些犹豫了，其中一个年长的提出：把你的证件拿出来我看看。看了记者证上的红色国徽，几个藏民低声嘟嚷了一句：“一个都罚不成了。”老荆顺便说，今天晚上工作不完就得把帐篷扎在这儿，几个藏民也点点头。40分钟的谈判终于成功，我说：“这样也好，省得藏民半夜来，打着手电筒，再领着藏獒，到那时要多少钱得给多少钱。”
三个藏民悠闲地躺在草地上，我们便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说，青海湖过去的水域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三十年来，青海湖已向后退了一百米。他们躺着的地方，身后的山坡下，本来都是湖，如今成了“沙滩”。湖边的沙石岸是阶梯式地降下去，可以看出青海湖的湖面退缩的痕迹。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和内陆湖，在“缩水”。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的露营生活拉开大幕。晚上在帐篷里，我们用气炉烧了一锅热乎乎的牛肉柿子汤，喝下去非常舒服。不过，帐篷里有点冷。风吹在帐篷上，总像是有人来的脚步声。夜里，我几次想坐起来打开帐篷看看，但荆宏说那是草原鼠在活动。
夜里下了雨，早上醒来，天还阴着。鲍辉已早早起来，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不到牛羊。”鲍辉说，城市晚报组织的远征队前几天到过青海湖，发回长春的报道里说，到这里全体都受不了，有各种高山反应。老鲍来了，觉得没什么，只是从坡下上来时感觉有些喘，他感到很自豪。其实，我们的远征与别人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后援，势单力孤。一路上，我们所有遇到的越野朋友，都是人比我们多、车比我们好，直到前天我们才达到3个人。
倒淌河修车
日月山、倒淌河，都是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美丽传说。传说文成公主走到这座山时十分想家，拿出了日月宝镜，从镜中看到了故乡长安，想到自己的使命文成公主便将日月宝镜一抛，宝镜变成了青海湖，这座山就被称为日月山。倒淌河就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日月山是唐蕃分界的地方，这里曾挖出唐代的分界碑。这种分界其实也是自然使然，这里是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界线。
对我们来说，日月山、倒淌河的确是艰难之路的起点。倒淌河镇是个岔路口，往西南方向是平整的青藏公路，往东南方向是去玉树、类乌齐的唐蕃古道。古道上尽是搓板路，让人无法相信这竟是地图上标出的“国道”。
快要离开青海湖时，老荆发现风扇皮带断了一根。他小心翼翼地把车开上了公路，直奔倒淌河镇而去。在倒淌河镇修车的时候，我喊荆宏：“学学咋修！”不一会儿，荆宏从前车窗快乐地探进头来，说：“我会换皮带了！” 后备箱里装了许多汽车备件，从这一点说老荆出来时准备还算充分。但他是新手开破车，竭尽全力也无法避免经验不足，他的修车经验都是这样一点点学来的。老鲍说，荆宏回去以后可以开个汽车修配厂，专修北京2020。
北京2020，在城市里找能修它的地方已经不容易，但却正对这里师傅的胃口。修完了，师傅说：“皮带每根7元，加上修理费一共20元。”鲍辉高兴地说：真便宜！
倒淌河镇没有邮政所，只有一个绿色的邮筒挂在一个摩托车维修店的门上。我没盖上邮戳，但鲍辉往里面塞了一张明信片，寄给长春他媳妇的。这就是老鲍的浪漫情怀，他从西宁开始一路洒播“足迹”。他说，希望媳妇每天上班都能见到一张明信片。不过后来他媳妇说，她接到明信片时总是一堆儿、一堆儿的，隔几天才能收到一回。可能因为，在青藏高原上好多地方的信得聚到一起寄出来吧。
鲍司令与豌豆公主
鲍辉刚到高原的时候，和我在甘南时差不多，有点盲目乐观。他说：城市晚报的人说到了青海湖边就有了高原反应，哈哈，我在湖边根本没事！离开青海湖那一天，他在车上十分活跃，不像第二天和第三天因为头痛和发烧而沉默。
老鲍身穿牛仔衬衫，戴着墨镜，藏在车后座上的三只军用绿色大包旁边，还时不时拿着我们的望远镜望一望。我回头一看，觉得他很像“司令”。如果我们把车篷掀掉；如果车后座上没有那么多东西，只有他一个人坐着；如果他戴上钢盔，那么，他很像电影《甲方乙方》里那个过“将军瘾”的英达。而我和荆宏，一个像司机兼勤务兵葛优，一个像秘书刘蓓。我把司令这称号赠予他，他也欣然接受。
后来，鲍司令常常抱怨“地方越来越小了”，因为军用大包开始向他倾斜。开到颠簸路面时，鲍司令常常“哎哟”一声。我告诉他：“轰炸地带到了！”鲍司令表示，以后遇到这种情况随时准备“卧倒”。此后，需要他“卧倒”的时候很多，比如去鄂陵湖和扎陵湖的土路，去玉树的翻修路……
威武的鲍司令初次坐车经历盘山道时，也有点紧张。他用手把着窗口朝山下张望，嘴里念念有词：“我们是‘跋山涉水’啊，‘翻山越岭’啊……”
天黑快时，找到一片草地宿营。草地不平，我把帐篷放下后进去一摸，地面坑坑洼洼。对老荆一说，他拿出锹来要铲，后来发现尽是草，只好将就。这时，鲍司令过来，说我是“豌豆公主”。他说的安徒生童话《豌豆公主》我小时候也看过，说的是一位公主睡在八床被子上，下面有一个豌豆，还是觉得睡得不好，人家由此认定她是真正的公主。鲍司令给我起了这外号，从此常常称我“公主”。其实，我恰恰不是这“豌豆公主”。老鲍在车上问我：有没有试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他说荆宏能吃苦并不奇怪，但我能经受这样的生活他没想到。我忽然觉得有点接受记者采访的味道，但他的确问出了我想说的东西。我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我早就知道自己不是“淑女”。
夜里，我见到了满天星斗
那天晚上，我有了一些高山反应，睡不着觉，浮想联翩。突然想起了最初和荆宏一起去幼儿园采访的时候，他那投入的样子让我既吃惊又高兴。我一直渴望以这样投入的方式去工作，但我一直是孤独的，很少碰到这样的工作伙伴。那个冬日的上午，他拍完孩子从幼儿园出来，告诉我：“我特别喜欢孩子，可是没有孩子。”还记得自己当时为他的坦率而吃惊。我问他：“你结婚了吗？”凭我的感觉，他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大男孩。但他告诉我：“结婚了，1993年就结婚了。”
不知为什么想起那第一次合作，每个细节都在回放。我一下子明白自己与他相识之初的每个细节、每个感受都蕴含着深刻的内容。我一下子发现这些，在那一天的半夜。又想起了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我不愿意去回忆了，却阻止不了自己的思绪。我希望天已经亮了！我听到潺潺的水声。我看了看表——2：55。
终于忍不住钻出睡袋，爬出了帐篷。天上有数不清的星斗，就像中学地理书上的那张星相图一样。那么多的星星，离我很近，亮得耀眼，亮得我低下头来不敢仰视。214线公路就离我们不远，还有夜行货车从这里经过，车灯在黑夜里划出一条闪亮的弧线，真美。
沙化直击三江源
往黄河的源头走，很快，就看到了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的事实——三江源竟然出现了沙漠化。
位于青海省玛多县的扎陵湖、鄂陵湖是黄河的源头，再往西走是被称为“三江源”的玉树县——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是中国的“水塔”。当我们翻过日月山，走过倒淌河，向玛多县和玉树县的方向进发时，一个触目惊心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眼前：三江源地区昔日的绿色草原已经严重沙化了！
在陕西榆林，我第一次看到沙漠就觉得恐怖。三江源，作为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原本美丽的草原如今成了沙丘的世界，绿色的山峦成为黄沙的领地，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也太让人担心了。我们下车拍下这让人难过的画面。这里是：青海省共和县塔拉滩乡。
气温升高，三江源附近的地理环境恶化，附近山上的雪线不见了，湖泊缩小的了，草原退化成沙漠……
这里的草原鼠数量也很大，草原上到处可能见到鼠洞，搭帐篷时很难找到一处完全没有鼠洞的地方，只好用石头把它堵上，把帐篷扎在上面。在青海湖扎营的那个晚上，我听到许多小老鼠在我们的帐篷边跑来跑去，半宿睡不着觉，后来就习惯了。白天行车时，常常可以看见它们到处乱窜。在通往扎陵湖和鄂陵湖畔的山路上，我们看到一些专为隼设置的栖身之所，这些隼是专以草原鼠为食的，看来保护草原的工作也正进行之中。
当我们还在甘南草原上时，我曾仔仔细细地观察过草，发现草所附着的黑土只是薄薄的一层，下面就是石头，植被稍有破坏就露出石来。土剥离了,草就没有了。草原是十分脆弱的，一旦被破坏再想恢复，希望是多么渺茫啊！
寻找牛头碑
8月28日中午，到达青海省玛多县。再往黄河上游走就是扎陵湖和鄂陵湖，那儿被视为黄河源头。
鄂陵湖和扎陵湖是一对姊妹湖，是传说中格萨尔王的两个妻子变的，鄂陵和扎陵分别是她们的名字。在青藏高原上，湖常常被看成美丽的女子。比如，圣湖纳木错是唐古拉山的“妻子”。
鄂陵湖与扎陵湖相连，岸边的湖光山色真是美极了。尤其当晴天的时候，湖水清澈，倒映出天空的湛蓝，弥漫着幽静的气氛。当年松赞干布选择这里迎娶文成公主，真是别有一番心思啊！
老鲍兴奋地告诉我：“‘星宿海’就是这儿！”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恶人丁春秋就是在星宿海修炼，建立星宿派。星宿海，在鄂陵湖和扎陵湖的上游。
通往扎陵湖和鄂陵湖的路是“搓板”路，而且是“长”满了尖利石头的路。我们一路上都在躲避这些张着嘴的刀子。这样的路是毁车路。
听说一座山上有座牛头碑，就是黄河源的象征，我们去寻找。这时候，“悍马”患了高原病，在一条土路上，无论如何打不着火了。当时天快黑了，如果不能在天黑前修好，万一晚上来个拖拉机什么的就会撞上。我焦急地用对讲机把正在爬山寻找牛头碑的老鲍唤了回来。由于过度颠簸，汽车的前盖变形了，怎么也打不开，这让我们十分烦恼。好在荆宏已堪称“老司机”，打不开前盖他就到车底下去想办法，从车底下伸进手去“泵油”。他一边躺在下面“泵油”，一边指挥我坐到驾驶室里去打火。我紧张极了！上一次，在山西长治的大水里，也是老荆在车外“泵油”，我在车里打火。那一天我们“突围”了，不知今天会怎样？没想到，我踩着油门后竟然一下子打着火了。我们都欢呼起来。我们不用在这山路上“趴窝”了！
为什么车变得频频熄火呢，出了什么毛病？老荆说：“没事。高原缺氧，所以出现气阻，油上不来。”原来只知道人在高原会有反应，没想到车到高原也会“患病”。这样的问题一直持续到离开西藏。在扎陵湖附近，我们看到前面一辆当地的吉普车也是走走停停，病症都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再紧张，只要一出现打不着火的现象，荆宏就下车去用手“泵油”，或者清理火花塞的积炭。
在大地快要收尽最后一丝光线时，我们把车开上了鄂陵湖畔一座小寺后面的牛头山，攀到山顶，找到了牛头碑。碑上是胡耀邦和十世班禅分别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黄河源头”，这是黄河源的象征。尽管真正的黄河源在离此200公里以外的、海拔4500多米的巴颜喀拉山东麓的约古宗列盆地，但我们不是地理考察者，不是探险家，来到这里就意味着已到了黄河源。两个多月前，我们从长春出发，7月3日从山东垦利的黄河入海口向上游回溯，如今16次驾车渡过黄河，终于来到了黄河源，心情怎不激动。
当晚，我们就宿营在山下的小寺旁边。
德拉一家
鄂陵湖畔有一座小寺，寺院旁边有长达数百米的玛尼石经墙。从牛头山下来时，天已彻底黑了，夜里开车走那翻山越岭的土路是很危险的，于是决定在鄂陵湖畔露宿。帐篷就扎在寺庙的后面，这里虽然只有几户藏族人家，但狗却特别多，叫声凶猛，我们不敢离那些房子太近。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好，失眠并伴有头疼。我心里清楚，在这海拔4200米的地方，有些高原反应是很正常的（此后就适应了，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睡觉也没事儿）。早上起来，我无精打采，从车窗后视镜里看见自己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这时候，老鲍向我要体温计，一量，他的脸色都变得惨白了：38度。都知道上高原最忌感冒发烧，一旦发病就有生命危险。我连忙安慰他：“一定是高原反应，没事儿的！”其实我心里也开始紧张了。
使我获得力量的是那个藏族小姑娘。她从寺庙旁边长长的玛尼石堆走过来，仿佛从远处飘来的。小姑娘静静地站在我们旁边，用一双清澈的眼睛打量着我们，荆宏用仅会的一句藏语“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与她打了招呼，然后叫我把小梳子等小礼物拿出来给她。她的脸上浮现出甜甜的微笑，和我们快乐地合影。我当时头发乱极了，一边梳理着头发，一边着急地说：“我头发太乱了！”真是想不到，这并不懂汉语的藏族小姑娘走到我身后，用手指给我梳起来。在那一刻，阳光照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幸福极了！她把我的头发梳成藏民的样式，松松的，一根大辫子，又用汉语问我：“喝茶？”那声音太好听了，我快乐地和她一起去了。她拉着我，一路上，唱着很好听的歌儿，我用录音笔录下来。
她家有三条大狗，都很胖，很高大，如果不是她领着我，我是无法进入她家的。
她拉着我走进她家。她的妈妈德拉胸前挂着一串串珠宝，热情地给我冲茶。我第一次吃这种叫“糌粑”的食物，一口气喝干了才发现里面有半碗粉状的东西，是青稞粉。她们都不大会说汉语，但是德拉告诉我有五个孩子，这个小姑娘是最小的。我问她“小姑娘有多大？”，德拉拿起一串珠子数了半天交给我，我拿过来一数，是十三。后来看到了她家的户口本，确实写着小姑娘是1991年出生的。看了我的数码相机的显示屏，德拉用手比划着问：照片能不能给她。我让她留地址，她说不出来。好在后来荆宏也来到她家，他很有经验地让德拉取出户口本，才弄清了她们的名字和准确地址。
那藏族小姑娘的眼神是羞涩的，美目顾盼，荆宏用连拍的方式拍了她好多张。她的眼神是如此美丽，于瞬间变化着，既腼腆，又流露出一种妩媚，而她又是那样的纯净、自然，没有一点矫情造作。她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身上的一切——美丽、善良、纯朴，都是天然的。
这一天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当我们三个人坐在德拉家的沙发上时，德拉不仅给我们冲糌粑，还热情地给我们每人盛上一大碗酸奶，并且大方地拿出砂糖。我知道这砂糖要到外面去买，是很贵的。洒上砂糖的酸奶好吃极了！当老鲍从里屋走出来，看到她家放酸奶的铁盆空了，他非常动情地对我说：“她们，把酸奶都给了我们！”老荆感动地跑回车上取来半个白兰瓜，那是我们在距西宁不远的湟源县买的，送给了德拉一家。德拉调皮的小儿子接过去时十分惊喜，用汉语说：“西瓜！”
在黄河源，我想起了黄河入海口垦荒种棉花的河南农民和他的两个孩子。虽然相距万里，但是纯朴相似。让我们担忧的是，河南孩子离开了课堂，而这个藏族小女孩布白尕的户口上“文化程度”一栏也赫然写着“文盲”，她和哥哥、妈妈都不识字。她的未来会怎样？当我们离开扎陵湖与鄂陵源时，在颠簸的的山路上，我问老荆。他说：“会嫁人！会变得和她妈一样。”啊，不！我几乎萌生了要把这小女孩带走的念头。
黄河第一桥
到达黄河源，意味着我们的“黄河寻根探源”活动至此告一段落，我们将在返程中到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区去采访，那将是三十多天以后的事了。我们继续前行，从此踏上了异常艰险的唐蕃古道，沿着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去寻访那昔日辉煌的吐蕃文明。
在扎陵湖，我们看见一条清清的水带伸展出来，这就是黄河了！黄河在这一段清可见底。想起在2个月前，在黄河入海口见到的滚滚“黄泥”水，想到我们在陕西壶口瀑布见到的浊浪滔天，不禁感慨良多。等不到流出青海省，它就开始带上土的颜色，渐渐成为一条“黄”河。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已经很严重了。
在玛多县的一只普通的水泥桥前，荆宏停下车拍了照片，这才是真正的“黄河第一桥”呢！
与外界联系似有若无
从踏上青藏高原起，与外界的手机联络就变得时有时无。第一次“虚惊一场”是在甘南的郎木寺。因为手机没有信号，远在长春的家人急得几乎要报案。其实，在青藏高原上，手机没有信号是很平常的事，起起伏伏的山峰遮挡了信号。有些偏远小镇的通讯建设还刚刚开始，有一次，我们站在标有通讯公司标志的大铁塔下，手机却没有信号。在这些毫无信号的地方，手机就成了一块“电子怀表”，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刚刚离开日月山、倒淌河时，出现过C网与G网信号交错出现的现象。那时老鲍还刚刚“入伙”，一遇到手机没有信号就恐慌，不断地问我：“你的有信号吗？”在青海境内的公路上，联通CDMA信号特别好，我照着手机屏幕上的字得意地回答他：“联通新时空！”但也有的时候是G网有信号，C网没信号。这时候双模手机非常有用，我们频繁切换手机里的两张卡。早知如此就不带那么多只手机了，也省得丢失（我们在山东丢了一只手机）。
高原露营心得：l 扎营前用石块把鼠洞堵好l 防潮垫最好不要选自动充气的，因为收卷时太耗费体力l 一定要备火柴，电打火器在高原上失灵

信天游7700

十一 “唐蕃古道”路漫漫（日记七则）

心的远行与路的延伸
划过同一轨迹

走过万水千山
不只为寻根溯源
当今人的行为失去先人的跨度
我们想尝试
古人历险式的远征
离开了扎陵湖与鄂陵湖，“黄河寻根探源”就基本告一段落。我们继续前行，沿着文成公主的足迹向拉萨进发，这条路就是举世闻名、但现在很少有人走的“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也是唐文化与吐蕃文化交融之路。准确地说，它从西安始发，以拉萨为终点。这条路在日月山、倒淌河与青藏公路“分道扬镳”，不走唐古拉山口而经巴颜喀拉山口，通往黄河源。在青海省境内，它经过花石峡、玛多县、玉树县、囊谦县；进入西藏后，经过类乌齐县、丁青县、巴青县、索县到那曲县，从那曲县到拉萨市的路并入109国道（即青藏公路）。
唐蕃古道，从倒淌河镇开始直到拉萨有2200公里，其中有900公里是崇山峻岭中的“悬崖+泥路”，随时还要面对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危险。我们8月27日离开倒淌河镇，9月7日晚上到达拉萨，共走了12天。
这是一条极具挑战性的路。到达拉萨那一天，正逢自治区庆祝“青藏公路通车50周年”。看电视里的庆祝大会时，我听到这样一句解说词：“青藏公路的建成，使西藏人民告别了唐蕃古道、马拉肩驮的历史”。我恍然大悟，原来唐蕃古道是西藏有青藏公路、川藏公路以前通往内地的主要通道。对比到达那曲县以后走过的300多公里青藏公路，真有“两重天”之感。青藏公路，路况堪称全国一流，在我们走过的许多条国道中它的路况当之无愧是最好的，许多奥拓汽车沿着它也能上青藏高原。
为什么一定要舍弃好走的青藏公路，非走这条艰险的唐蕃古道呢？长春的一位朋友在电话里问过我这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征服”，不是“到达”，而是寻找文化、风景与历史。唐蕃古道的难与险是公认的，唐蕃古道上多姿多彩的风景与至今犹存的古韵民风，也是公认的。如果不走唐蕃古道，我们到不了黄河源、三江源，看不见文成公主庙……如果不是循着文成公主的足迹进入西藏，我们可能看不到藏民族最真实、最古朴的生活，看不到没有污染、没有受到破坏的最纯美的自然风光。我们不愿意当舒适的观光客，也不愿意为“到此一游”而沾沾自喜，所以我们选择了唐蕃古道。虽然历经磨难，但我们觉得很值得。
走唐蕃古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但到达拉萨时，老荆却成了许多背包客、自驾车者心中的英雄。当我们的车喘着粗气开进八朗学旅馆大门时，好几个北京的姑娘小伙子听到声音从楼上冲下来找我们。他们也是开北京吉普2020上青藏高原的，但是走青藏线上来的。听说我们走的是唐蕃古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围着老荆，有的跟他合影，有的要他的名字。经他们一宣传，住在八朗学旅馆的两天三宿里，老荆成了这里的名人，深夜还有人敲门要找老荆合影、聊天。我们是住在这里的“游侠”中唯一自驾车走唐蕃古道到达拉萨的。事实上，在我们走唐蕃古道的12天里，就没有看到过一辆非当地牌照的车，连道班的养路工都说除了本地短途货车外没有外地车走这条路。
以下，是唐蕃古道上的部分日记：
第一篇日记
记录时间：2004年8月29日
记录地点： 青海省玉树县歇武镇藏族人开的一家无名客店
因为突然遇到陷车和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我们改变计划住在了歇武镇上。我先记录来时的风景与危险吧！
从8月26日开始到昨天，我们一直睡帐篷。睡帐篷的好处是：省钱、省时间（无需要找旅馆，当然在野外的时候还找得着旅馆？）、早上起来可以马上拍片子。缺点是：晚上扎营后就只能吃饭、睡觉，很难打开电脑写东西。所以，我得追记。
往玉树去的路，风景与危险共存
离开扎陵湖和鄂陵源后，最先去的是玉树县。正逢修路，我们说，这是唐蕃古道先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8月28日中午，从鄂陵湖和扎陵湖回到玛多县修车。下午3：40，当天走330公里的路去玉树本来就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但荆宏的决定，谁也无法动摇，我们就这样没吃饭就上路了。
这辆车不能停下来，只要一停就会有气阻，半天打不着火。荆宏在路上清理了火花塞，可是还常常出现气阻现象。在玛多的汽车修理部，一位河北的小伙子说，从内地来的车到了这里就这样，就和人患“高原病”是一样的。好在我们渐渐明白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象开始那么着急。
到了清水河镇（214线638公里），路就一下子变得很糟，正在修路，一百多公里的路面都成了工地。我对荆宏说：“怎么好象又像是去山西繁峙似的？”山西的路成为记忆中最差的路，尤其是夜里去山西繁峙时走正赶上修路，让我刻骨铭心。此时的路是破石子的路，比去扎陵湖和鄂陵湖时的“搓衣板”路还不如，不断出现“前方修路，请走便道”的标志。我们在土路上颠簸，四周尘土飞扬，仿佛进入战争中的轰炸地带。
比去山西繁峙还不如的是，那时车毕竟还是好好的，只不过是路不好；而现在，车里常常发出一种让人害怕的摩擦声，让人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担心一会儿就得停下来不能动。荆宏不得不一次次下来打开机盖、钻到车下，寻找原因。这声音与车轮转动同步，我分析与传动轴有关，但后来老荆发现声音是从仪表盘里传出来。
一路上不停地找原因，耽误了许多时间，同时这让人担心的声音也使老荆不敢快开。还有很远很远才能到玉树县，天已黑下来了，路却变得异常糟糕，我变得忧心忡忡。老荆说不知是仪表盘的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真担心全坏了之后没有电了。我一下子害怕起来，如果电没有了，不用说灯不亮了，而且连车都会不工作。如果停在这荒郊野外的修路地段，来往的车看不到“悍马”，会怎样？我都不敢想了。这奇怪的声音时断时续，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车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然而，在这样的行进中，我们还是忍不住欣赏风景。这里的日落要比长春晚很多，晚上七点钟左右是青藏高原上一天中最美的时候，荆宏拍片子总是选择这段时间。黄昏时分，我透过车窗，看到青藏高原仿佛是一块无比广阔的大舞台，阳光是位灯光师，在这里恣意的投下各种光影，变幻着无数风景。那么，什么是主角呢？是草地，是牛群，还是那些小房子、白塔？阳光透过白云，一会儿在绿色的草地上投射出奇妙的阴影，一会儿又把一束光线打在某个房子、某座塔或者某一片绿地……我觉得，西藏是阳光的天下，她在这里是这样自由，这样妩媚，这样不停地变化装扮，也不停地在绿色的大舞台上表演。西藏也是蓝天白云的乐园。我看见如此澄净的蓝，看见一团团如绵花般洁白的云，觉得第一次与天与地贴得如此近。
那一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一直照着我们。我们自语说：幸亏有月亮，即使电没了，也能看见周围的一切。
在那让人担心的鸣叫中，在黑夜中，在不停地“请下便道”的土路上颠簸着，我们的时速只有十几公里。当我们于黑暗中在一处路标上看到距离玉树还有93公里时，都惊呆了。那么到玉树就不是十一、二点，而是明早三点了。
行进到歇武镇，我们的车右后轮陷在正在修建的桥的断石里，差点翻进沟里去。于是，住了下来。
第二篇日记
记录时间：2004年8月30日
记录地点：玉树县的宾馆
终于有了床，有了电源插座。还是续写去玉树的晚上吧。
歇武镇陷车，喇嘛相助
当开车来到距离玉树县49公里的歇武镇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
山上亮着许多盏明灯，可以看出有个规模很大的寺院。荆宏边开车边遗憾地说“这个寺院真应该看看”。但此时已是深夜，又要赶到玉树去，不能停留。荆宏问我还有多少公里到玉树，看到GPS上显示直线距离还有将近50公里，真不知该不该实话实说。正当我犹豫之际，只听轰隆一声，车子突然震荡了一下，紧接着车子迅速向右后侧倾斜。
我听见几个藏族青年说：“危险！人快下来吧！” 荆宏想下车看看，车门却无论如何打不开（当时车子有点变形）。一位藏族小伙子跑过来帮我把车门打开。我下车一看，天啊，车子路过一处正在修的桥，桥板断了，右后轮正陷在断了的石板中间。这时，车身向右侧倾斜得更厉害了。我们这辆“超载”的车随时有可能翻进沟里的！
我急忙跑到荆宏的车窗前告诉他“车陷了”。他从副驾驶的车门出来后，倒是非常镇静，马上请求藏族姑娘：“能不能找台拖拉机来？”那姑娘叫才西，她说“现在哪有拖拉机啊？白天才有啊！”她跑到旁边寺院的僧舍，找来一群喇嘛。跑在前面的是一位穿短袖的喇嘛，接着又来了一位穿黄色大背心的喇嘛，大约七八位穿红衣的喇嘛赶了过来。这时，车摇摇欲坠，我和鲍辉还有两位藏族小伙子使劲拉着才不让它倒下去。几位喇嘛伸出援手，我们几乎把混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车子竟真的推出来了！当时真是高兴极了，有绝处逢生之感，鲍辉一下子就与他身边的藏族小伙子拥抱在一起。
我急忙拿出纸笔，问喇嘛们的名字，可他们都是“活雷锋”，无论如何不说。只有藏族小伙子仁青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我当即决定：“不走了，我们住下吧，明天再采访几位帮助过我们的恩人。”这是上苍给予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与这里的藏族朋友亲密接触。
那两位喇嘛十分负责，把我们领到一个安全的旅店。院子里能放车，房间也还干净，尤其是那个室外厕所，除了私密性不够以外，干净程度是超乎想象的。这家客栈没有名字，大门口没有牌匾，当我们询问店名时，藏族店主也只是说：“没有。”
可与郎木寺媲美的宁静小镇——歇武
正是因为这件有惊无险的意外事故，使我们得以认识了歇武镇上的藏族青年，看到了这个可与郎木寺媲美的宁静小镇。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康巴小吃”找仁青，他在那里打工。迎面就见到一位藏族小伙子向我们微笑，啊，想起来了，昨晚上帮忙的也有他，叫尼玛。于是，请尼玛带路去找仁青。尼玛是姓，是太阳的意思；仁青也是姓，是一切顺利的意思。尼玛与仁青同名，都叫更尕。他们同在小吃店打工，每个月收入150元。昨天晚上，他们送下夜班的女孩子回家，遇到了我们。
尼玛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他正在玉树州广播电视大学里读文秘专业的三年大专班。他和仁青领着我们去参观了夜里曾看到过的很大的寺院——多干寺。这个寺院殿堂很多，许多年纪大的藏民正在围着寺院“转山”。
歇武镇很静，建在山上的寺院里除了转经的老人们，就只有我们几个。仁青和尼玛给我们讲解寺院的许多规矩，比如一间锁着门的院子，门上放着一块三角形的石头，这就意味着里面有人在修行，不出来，食物是送进去的。有一间大殿不许女人进，荆宏拿着数码相机进去拍了，出来告诉我：里面用狼祭祀。趁他们出来后向前走，我进去想看一下，慌张间只见到许多白色的经幡，没有看到吊在空中的狼。后来从荆宏拍的数码照片中看到那只白色的狼，据说这是保佑外出的人平安的。
从多干寺的山上望去，对面是绿色的大山，山下的大河划出优美的曲线。小镇上主要是木房子或泥房子，显得自然古朴。我和荆宏都觉得，这里更像世外桃源，比起已经开始喧闹的郎木寺更多了一分宁静。
然而，小镇上唯一一条街成为“分水岭”。靠山的一侧仍是有藏族特色的泥土房屋，有的房子据说有千年的历史，仁青说电影《可可西里》的许多镜头就是在这儿拍的；而街的另一侧已全是混凝土楼房。荆宏急切地告诉他们，老房子不能拆啊，拆了就看不出历史了。郎木寺就犯了这一错误，我们来时路过的清水河镇更是“全新”，仿佛一个大工地，一座老房子也没有了，街两侧全都正在兴建中的水泥“半成品”，过去的一切荡然无存。就像罗大佑在《鹿港小镇》中唱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又失去他们拥有的”。清水河镇，将成为中国最普通、最无特色的小镇。真不希望歇武镇也变成那样。
离开歇武镇，刚刚走到小镇出口，就看到路堵住了。原来，一块巨石掉下来砸在一辆手扶拖拉机上，是刚刚掉下来的。由于下雨，这样的险情在通往的玉树的路上时时出现。
玉树，鲍辉念叨说：“欲速则不达啊！”我心里想，玉树临风，我们应该有很好的表现。

第三篇日记
记录时间：2004年8月31日
记录地点：帐篷，驶离囊谦县约10公里
遥祝长春晚报十五周年快乐
到了玉树县的结古镇后，收到长春信息港记者郭黎明的短信，说9月1日是长春晚报的15周年社庆日。我们赶写一篇短文《在路上》，无线上网后发过去。全文如下：
在路上
当长春晚报迎来15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同伴正行进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附近的黄河源头。
在两个多月以前开始的、预计行程两万多公里、跨越14个省市的“黄河寻根探源”活动，是我们献给长春晚报社及全体读者的一份厚重的生日贺礼。我们试图在对黄河文化的探寻中找到中国人迈向世界的脚步，试图留下21世纪初中国人的永恒影像，试图抢救那些正在消逝中的传统文化。
在路上，是风餐露宿的日子，是艰难跋涉的日子，也是与人、与文化亲密交流的日子。我们的帐篷，扎在黄河岸边、黄土高原、青海湖畔、黄河源头；我们的车，行驶在蜿蜒的太行山山路上、黄河大堤上、颠簸的青藏高原土路上。在路上的日子，我们与万人谈，与黄河入海口垦荒的农民谈，与五台山寺院的住持谈，与修整黄河大铁牛的文物专家谈……我们在黄土陇上与农民一起听秦腔；我们在藏民的帐篷里与德拉一家喝酥油茶。在路上的每一天，我们的心都处在激荡之中。
选择“在路上”，是因为十几年前，就有一种精神激励过我。那是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时，两名我所熟悉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采访，后来他们成为长春晚报的中坚。当时的采访条件比我们此时走青海西藏还要艰苦，但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使我深受震撼。当时的我想，一定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像他们一样用热情与执着去纪录真实。15年过去了，我秉承前辈的精神，开始对新闻的探求。
有这样一句话：“你看见我时，我和新闻在纸上；你看不见我时，我和新闻在路上。”此刻，我就在路上，在遥远的青藏高原。
第二天早上，我们收到郭黎明的短信，说看到照片上的我们都瘦了，要我们保重，并说不管我们能否收到，每天发一则短信。我们看了很感动。
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
在玉树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新寨玛尼堆。仿佛掉进了一个玛尼堆的海洋，脚下踩的，身边的墙，都是用玛尼石堆成的。各种各样的玛尼石，有的是彩色的，大块的石头上只刻几个字；有的是在褐色的石头上细细密密地刻下大量的经文。
文成公主庙
离开玉树约28公里，就来到了文成公主庙。文成公主庙的确很壮观，刚接近这座山就看到白色的经幡挂满了整座山。在文成公主庙，我们看到了据称由文成公主手指在山上一划就出现了的佛像。
如今文成公主庙归“禅古寺”的喇嘛们负责看管，年轻的喇嘛尕玛加措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这里的传说。据说这里的佛像是了解世情的，当战争的时候包括文革的时候，它的表情充满着愤怒；而平时它是有笑容的。据说当年文成公主只是在山上用手指划了一下，佛像就出现了；金城公主进藏时又经过此地，为佛像加了个顶篷；现在的庙是90多年前，禅古寺的法王——查理•江贡第八世法王主持修建的。和所有的文物一样，在文革期间，红卫兵也要来这里破坏，但是一位尼姑守着文成公主庙，她脱光了衣服扬起鞭子，吓退了破坏者。
还有一种传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佛的嘴角长出了痣。毛主席去世后，佛嘴角的痣又消失了。他们始终称“毛主席”，并认为毛主席即是佛，这使我们觉得毛主席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文成公主被藏人称为“绿母度”，很受崇敬。
如今，文成公主庙不仅得到禅古寺的维护，还有“博士”在这里讲经说法。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位戴眼镜的僧人领着许多僧人和信徒在一起诵经。一位诵经者衣衫褴褛，光着脚，脚后跟呈紫色，但他坐在门槛处，虔诚地念着。
当年文成公主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进藏的呢？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即唐蕃古道，至今为止仍是最美的一条进藏线路。荆宏选择了这条路，就是选择了艰苦，选择了美。
拆掉了里程表
我们在玉树县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要找出仪表盘为什么总响。可是，修车的小伙子在车上时，就没有声音。上路后不长时间，这声音又来了。老荆把仪表盘拆开，发现是管里程表的那根线出了问题，于是决定把这根线拆下来。果然，吵闹的声音没有了，但里程表从此定格于“8968”。此时，我们从长春出发，已经行走了1.2万多公里。
此后，我们完全要靠GPS来记录里程了，我成了车速与距离的“语音播报器”。
第四篇日记
记录时间：2004年9月1日
记录地点：帐篷，距离类乌齐镇约40公里
此刻我在帐篷里写，一群藏民及小孩子围在帐篷外面。今天进入西藏了，此地距离类乌奇镇还有40公里。
昨晚，我们是在囊谦附近的一处草地里睡的，旁边是已收割的青稞田。到了囊谦，那里的县招待所是平房，条件不好；汽车站招待所的条件也不好，但还要了每人35元的天价。于是荆宏决定露营，既不花钱，又可以拍到风光。
从囊谦出来的路上，我曾担心找不到适合扎营的地方。到处是青稞田，不像草原可以随处扎营。终于，在离白塔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但刚刚支起帐篷，就听到摩托车响，三个藏民骑着一辆摩托车上山来了。幸亏荆宏和鲍辉是两位男士，他们与藏民聊得火热。后来，藏民说这块地是他们的，但也允许我们住在这里。
今天一早，从囊谦出发，走了一天艰险的山路。路上风光无限，可是十分险峻。
油桶漏了
早上出发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备用油桶漏了。刚从山坡上开下来，荆宏就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下车一看，绑在行李架右侧的油桶正在向外冒油，但看不到漏眼，只有一条细小得看不出来的缝隙。
鲍辉拿出白毛巾塞在那儿，但是仍旧向外涌。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快一天，每次停车拍片时都要看看那个漏了的油桶，他们俩计划着开到一百公里以后就把油倒进汽车的油箱里。后来，这项工作在西藏的加桑卡乡丁桑村完成。我们三个人一起做，我把着用塑料瓶切开做成的漏斗，他们两个人一起抬着油桶，才好容易倒进去。洒了一些汽油，我们都很心疼。
昨天拆了里程表线，今天油桶又漏了，旅程中总是麻烦不断，但也都从容应付过去。
古道风光独好
这里的路不好走，来往的车很少。许多货车都写着“古道司机，一路平安”。在这条路上，我们是唯一一辆非青海、非西藏的车。“走破路，看风景”几乎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今天也不例外。虽然我们车上背着漏油的油桶，虽然我们的车连里程表都没有了，虽然每次停车都不敢熄火，怕打不着火，虽然每次在山道上停车都得下车用石头垫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生中难得一见的风景。
我不知该怎么来形容这里的风景，语言在这里显得那样贫乏，荆宏和鲍辉都只是说：“美！”鲍辉说这里的山刚柔相济，一点没错。这里的山大都分成上下两部分，山顶是赤裸着胸膛的石头，巍然屹立；而山的下部往往是和缓的大坡、绿色的草原，具有一种柔美。这里的风景变化极多，高山、湖泊、草原、峡谷、溪流、羊群、帐篷……都在眼前出现。人在这里，不折不扣地是在“画中游”。这里是原始的，我像以往一样在内心发出感慨：“整个世界原本都是如此美丽！”
荆宏听我们感叹，说：“如果走阿里，你们绝对会拜倒的。”这个被称为A计划的方案是荆宏的愿望，而鲍辉为安全起见，想走B计划——走青藏线去甘肃、新疆。老荆说：“如果走青藏线，就很单调。当然，如果在倒淌河时选择青藏线的话，现在已经在拉萨品甜点了！”走唐蕃古道是荆宏坚持的，他明知这条路不好走，而坚持走这条有风景的破路，既是迎接挑战，也是寻求完美。
唐蕃古道上的确风光无限，但也处处涉险。
“悬崖+水毁路面”
走过海拔4503米的谢尕拉哑口后，就来到了西藏。快进西藏，路就变得很糟糕，一段路是被水冲坏的，我们的“悍马”涉水而过。（后来才知道，这与后面的水毁路面比根本不算什么。）青海省对道路的维护要比西藏好一些。
再往前，就进入了深山中。走进1900米长的“曲折尕峡”，果然是峡谷幽深，连手中的GPS都没有信号了。
这时，“悍马”走在了“悬崖+水毁路面”。路窄到根本无法错车，幸亏车少，一直没有来向的车。在悬崖边上的山路走，旁边就是奔腾的河水，这已够惊险的了，更让人心悸的是：这悬崖上的土路居然还一会儿上陡坡，一会儿下陡坡。有时，我在副驾驶位置上伸长了脖子才能看到前面的路，觉得自己像坐过山车似的。鲍辉在后排，就看着水流湍急的大河，觉得我们的车随时有可能掉下去，刺激又多了一层。所以，他说：“比过山车还不如呢！”
这样的路还不算最坏的。我们在一处陡坡，看到路中间和两侧都是沟，我们必须骑在这两条凸起的土陇上开过去。这相当于越野车拉力赛上热带雨林地段上走“双边桥”的项目。这时，车熄火了，如果从坡上倒退下来是十分危险的。荆宏下车后一看，发现车的一条“腿”倒进了一侧的沟里，因为我们中途在丁桑村将那只漏油的油桶里的油倒进了油箱，所以车身很不平衡，向左侧倾斜得厉害。连一向“稳重”的荆宏都表现出十分紧张的样子，要赶紧把车开上去。往前一看，前面的路更让人闹心，竟全是这样的“骑行”路（我们走遍半个中国，只在这里看到这种路，跟两条板过桥似的）。鲍辉竟在这时候掏出照相机要拍下荆宏和车的险境，荆宏说：“你还拍？一会儿车就躺这儿了！”鲍辉在慌忙中按下快门。好在这样的路也开过去了。
在悬崖上的陡坡熄火，我和鲍辉几次下车垫车。有一次抱石头时，老鲍说我的脸都黄了。他自己呢，说是热汗与冷汗都凝到了一处。他说自己像“一只受惊了的母猩猩，多大的石头都搬得动”。
没有四驱，是不能走唐蕃古道的。以前只在河南兰考的黄河岸边陷车时用过一次四驱，这次挂上四驱，果然不一样，上坡有力得多。如果不是四驱，今天许多陡立着的土坡我们是上不来的。鲍辉开玩笑说荆宏可以去参加汽车拉力赛了。我们只是车上的看客，便已快要吓晕了，而荆宏是手脚齐动、承担着责任的司机啊！他几乎是不停地转方向盘，那方向盘又沉又重，转动不易，而荆宏在这陡峭的不停转弯的山道上只能这样劳动着。
西藏虽险，却让人想再来
本来我对荆宏“走长江”的建议不赞同，可是，进入西藏后，想法却改变了，真的想不停步地走下去。
我们终于进藏了。很多年前，我从荆宏那里第一次知道，有人把去西藏看成生命中重要的大事。现在，荆宏又一次来到西藏，而且是和我一起来的。我不再是看他拍的照片、听他诉说，而是亲身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现在，我每天都在风景中走着，惊讶于自己过去的孤陋寡闻，曾经以为西藏是一片荒漠，寸草不生，人们在高处不胜寒的地方终年穿着皮袍……还以为高原反应是不可战胜的难题，只有身体素质特别棒的人才能来这里一试。现在，我亲身来到这里，高原反应是有的，但我能适应。在这里，我看见了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天如此蓝，云如此白，草如此绿，山如此雄浑的世界，这是一个原始的自然的世界，本来全世界都是如此美丽，可是现在却不多见了。
和甘南比起来，西藏更加大气磅薄。这里的苍劲雄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是包容一切的磅礴大气，人在这里显得那样渺小。
我们已走过巴颜喀拉山口，走过黄河源，从地图上一看才觉得自己在大步行走。我们走过千山万水，走过艰难险境，一步步走近心中的理想。
此刻，帐蓬外的雨很大。明天，我们将走过类乌齐，向那曲挺进。
第五篇日记
记录时间：2004年9月3日
此刻，我是在317国道丁青养路段第二十六道班的班长、全国劳模永忠达吉家的沙发上写的，我坐在睡袋里。
从玉树出来4天，就一直睡帐篷。第一天在囊谦附近的青稞田里睡的；第二天在美丽的藏民聚居地里住下；第三天，也就是昨天，我们在晚上快8点才找到一处平地，又是藏人住的地方，赶紧住下；第四天，今天，我们幸运地住进了道班的房子，而且是位全国劳模的家。
仿佛一场汽车拉力赛，遇到胖喇嘛押运的原木车
这两天来，我们是在惊恐中度过的。这路实在太险了，相比而言，前些天记录时所称的险又不算什么了。过去，我们总说山西的路很险；然而，昨天、今天在陡峭的山道上走泥路，车几乎向上倾斜着爬山，比山西的路险十倍。如果不是挂着四驱，根本不可能走唐蕃古道。
今天一早就出发，希望早一点到达丁青。然后，没想到一辆运原木的卡车挡住前路，耽误了近两个小时。这辆车上有一个胖喇嘛，我们估计，可能是他买下原木去修庙。
每当车子过不去深沟时，那胖喇嘛就从车上下来。有一次，我用望远镜看到：他似乎在做法事，双手伸平，闭着眼睛，仿佛在祈祷。和老荆一说，他马上去拿相机，但就在他取出长镜头对准之时，我从望远镜里看到：胖喇嘛蹲下身去，搬起一块大石头垫车去了。老荆只好长叹一声，收起相机。
这辆拉木头的货车司机，功夫真是不得了。我们从后面看到，这辆拉着二十多吨重原木的重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上山下山，还能在悬崖边上错车，那沉重的“尾巴”常常像要掉下来似的，但又都起“身”开了过去。能在唐蕃古道上开车的人都很了不得，何况还开着重载车呢！
我们后来终于在一处较宽的过水路面超过了这辆车，但是，超车时正好经过那段被水冲断的地方，车子向右倾斜，轮子在流着水的石头上打滑，仿佛马上就要翻入深涧，我吓得腿都软了。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腿软了”。但我们终于成功地超过去，迅速到达丁青。鲍辉在车上做着“解说”：“第一阶段拉力赛——丁青赛段结束了，来自长春的赛车手荆宏获得第一名，他开着北京2020，获得第二名的是喇嘛乘坐的东风大货。当接受记者采访时，荆宏说：北京吉普，就是好！”他的解说把我们都逗笑了。“灯泡”的到来不仅增添了力量，还增添了幽默气氛。
这一天的行进真像是在进行一场拉力赛。上面是随时可能滑坡的山石，下面是湍急的深水，脚下还常常是深沟，而且还总是在两座山间转着急弯、在悬崖上……我都不知怎样形容那时的险境。反正我们一边开车，一边开玩笑，谈论着汽车拉力赛上的各个项目——“过双边桥”、“走泥淖路”等等，常常是话音未落，这个“项目”真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后来，当我们即将走出“丁青赛段”时，我赌气说：“这路就不要修了，就保持原样，给汽车拉力赛留着。”
打开录音机，听刀狼的歌。一段吉它声，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过去的日子，在咖啡馆里听歌的日子。那些日子正和此刻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想起11年前采访原吉林日报社长易洪斌时，他说：生活其实不是小夜曲，不是咏叹调，而是《命运》！是《英雄》！是的，我们的生活是大风歌！
藏族孩子的教学点
超过那辆载原木的货车后，来到一个叫金卡村的地方。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的宁静，远处金黄色的青稞地里，穿彩色衣服的藏民们正在收割。
老荆在那里用大底片拍摄，许多藏民过来看。我看到路旁有一道断墙，上面写着“全心全意服务教育”的标语。旁边是一座小院子，门上写着“觉恩乡金卡村教学点”，隐约看见里面有一杆高高的红色国旗。于是，推开木门，进入了这所“学校”。
红色的泥房，围起一座不大的场院，一共三间教室，分别挂着“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牌子。走进“一年级”教室，座位上只有4个孩子，一个小孩子正指着黑板上的藏文领读。他们读得很认真，看见我之后声音就更大了。走进“二年级”教室，长条桌前是9个孩子，同样是一个孩子在黑板前领读。“三年级”教室里有7个孩子。我大声地问：“老师呢？”他们听不懂汉语，只是望着我，依旧大声地读。来到教工的房子里，两位教工模样的人也不懂汉语，我反复说“老师”这个词，才有一个人指在远处说，在另一个“教学点”。
原来如此。教师在教学点之间奔走，孩子们在课堂上自学。
遇上了“雪拉山上的英雄班”
今天下午，当我们从一处陷车的地方挣脱出来后，老荆居然还有心思拍风光。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雪拉山上的英雄班”。
那处泥潭真是深极了，是一处“急弯+上坡+深泥潭”的地方，老荆开车冲上这高坡后才发现还有一深潭，车子一下子冲进去，半天动弹不得。深沟约有半米多高，我是打算把车西从车上卸下来后再把车推出来，但老荆挂上四驱，老鲍下车指挥，车子居然从泥中挣脱。老鲍说，当时后轮飞起空转，高达半米。
出了这深潭后，老荆就停车，拿出大画幅相机在山崖边拍照片。这时，爱说话的司机黄双双和英雄班的班长永忠达杰等人开着修路的车从山上下来，我们就这样结识了。
黄双双看到我们的车是吉林牌照，十分惊讶，说从来看不到外地车。他特别善谈，告诉我们：同来的三位同志是战斗在海拔4830米的“雪拉山上的英雄班”的成员。班长永忠达吉是全国劳动模范，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永忠达吉不爱说话，看得出是行大于言的人。他35岁，在高山上修路有15年了，在这座雪拉山上有7年。
幸亏认识了他们，晚上我们才得以在与雪山齐高的地方有了住处。
天黑以后，我们还在山路上前进。山路陡峭，我们越爬越高，根本找不到扎营的地方。这时，看到了二十六道班的营地。大门紧锁，没有人。我们决定如果见不到道班的人就把帐篷扎在门口，因为这是唯一遇到的平地。终于，二十六道班的家属——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回来了。这个班组有4个成员：班长永忠达吉和他的妻子尼玛•拉姆，老兵洛松•江村和邓于红，4位都是藏族。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三名家属：洛松的妻子措姆，邓于红的妻子卓玛和儿子达娃扎西。
措姆24岁，与洛松自小青梅竹马，嫁到这里三年了。洛松曾在昆明当兵，退伍后来到山上，五年了。这里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看不到电视，发电机工作的时候可以看点录像，收音机信号时好时坏。嫁到这里，措姆的父母是不同意的，但措姆很坚决。
卓玛是邓于红的妻子，已在山上驻守9年了，领着一个6岁的不会说话的儿子。这小男孩身材瘦小，患有半身不遂，非常可怜。给他们拍合影时，就发现孩子有点问题。听措姆说，卓玛的命很苦，她的老公邓于红也患有很重的胃病，上次发病差一点死。
这个班组的人可能都有胃病，鲍辉一头扎进班长卧室的大床上睡了一宿，早上起来也在班长房间里发现了胃药。鲍辉的睡袋是行前匆匆买的，没试，到了青海才发现钻进去后拉不上拉锁，得用我们的棉大衣裹着睡。所以，到了英雄班班长的家，他毫不客气地睡到班长卧室的大床上，舒展一下。
这个班组的人又都是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家里到处都是奖状。

第六篇日记
记录时间：2004年9月4日
此刻，我在帐篷里，在黑暗中续写。今天下午过了巴青和索县，又在悬崖上走出了几十公里。现在，潺潺的水声就在耳边，我们每次扎营都在水边，不是特意找的，也许是因为西藏的水多吧。我们发现：水总是两座山的分界线，我们的车总在这里转急弯，总是从水毁路面上艰难地从一座山跳到另一座山。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早上离开了第二十六道班，车子盘旋着向山顶爬去。回头望去，从空中看到昨晚住过的那座小房子，它被螺旋形的盘山道环绕着。
很长时间，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
我们总是乐观地以为最难的路已经过去，却不知道更险的路在后面。
迎面来一辆白车很干净，我们由此判断前面的路可能不错。往玉树去时，迎面来的车都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果然前行就遇到了修路的路面。现在，我们的车就很脏，因为走过泥泞的路，“悍马”成了“蒙着红色泥浆的大怪物”。一个藏族小男孩从山顶看到我们后，就大声地喊，可能被“怪物”吓了一跳吧！
想起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彩线和幸福的璎珞……”我确实觉得，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在海拔4893米的高山上行驶，与那巨大的高山面对面，离得那样近。以前是在山下仰视这些高山，而现在，车子行驶到高山上，我们平视这些山峰。
“有荆无险”，有说有笑
在这样难走的山路上，还常常遇到牛、马来抢道。有一匹小马，在我们车前来回跑个不停，还不时回头看我们，像在是和我们赛跑似的，让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老鲍安慰我说，“有荆无险”，也就是说：有老荆就无险了。我听了很开心，觉得这话真好。
但是随着路的难走，老荆又变成了“荆疲力尽”。昨晚在二十六道班住下时，他累得一动也不动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走在艰难的山崖上，我们的车里仍不停地传出笑声，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每走过一段难走的路，我们就兴奋得胡言乱语。老荆曾说：“看这草多蓝啊！”老鲍说：“刚才我们到达海拔9000米的地方。”实际上是海拔4893米。走过一个山谷时，只听老鲍说：“前面来了一个相声演员——牛群。”啊，原来是几十头牛占据了路的中央，老荆费了好大劲才从牛群中走出去。万一碰伤了牛可不得了，听说藏民的想法是：牛还能生牛，所以赔起来不是个小数目。
今天中午，我们的“悍马”又患了“高原病”——气阻，打不着火。令人大笑的是，修车时才发现，早上洗手时随手把一小瓶洗发水放在机盖上，它居然陪我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甚至连车子几次倾斜到我们都担心车会翻过去，它也没掉下去，一直跟着我们。算算它已跑出79公里了，在这颠簸的路上。
车窗上的水彩画
这车常常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什么东西不好使了。下午三点多，突然一场急雨，老荆拧动雨刷器马达，发现不好使了。那就只好任大雨浇着车窗，透过模糊的车窗看前面的路。
此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景象。窗外是绿色的山、草场，急雨浇在晃动的车窗玻璃上，眼前是一抹一抹彩色的色块，非常奇妙，仿佛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笔下的风景。我觉得，这世界美极了，我们的车窗是一个特殊的视角，无论阳光灿烂还是刮风下雨，无论平坦还是颠簸，都有风景展现在眼前。
骑自行车的老外，鼓舞了老荆
距巴青30多公里的地方，意外地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外。
这老外是丹麦人，叫马丁。他与伙伴从兰州出发，已骑车行进了一个月了。马上就要下雨了，冰雹已经下来，我们问他是否搭车，而马丁坚持要自己骑车走。
行出约6公里，才追上马丁的美国伙伴——杰夫。和他聊了才知道，马丁之所以落在后面是因为吃坏了肚子。那么马丁一定很虚弱，又在冰雹中，可他还坚持骑行不肯搭车，真让人敬佩！杰夫说，他这次是专门走唐蕃古道和阿里的，回去后要写一本书。听说俩老外骑自行车也要去阿里，老荆很受鼓舞，再一次坚定了去阿里的信心。他跑回车上取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杰夫，杰夫很高兴，说：“water(水)!”。他和马丁的自行车都是前后四个车筐，但也放不下多少东西，不知这些天来喝什么。
刚刚向杰夫挥手告别，我们的车就启动不了。在高原上，只要一熄火，再启动就难了。杰夫得知马丁已落下很远，就把自行车放倒在地，打算原地不动等着他。看到我们的车有了问题，他赶过来，拍着我们的车说：“It’s too old(它太老了)！”是啊，我们的“悍马”其实是一匹老马。不过，它很争气，当着杰夫的面就又发动着了。
第七篇日记
记录时间：2004年9月5日
此刻，我在青藏铁路线上的中铁十三局驻地监理的房间里写。
一路狂颠到那曲
今天走过的地区很干燥，远处来车便是“一骑风尘”，如果有车超过我们，就会有十几分钟被弥天沙尘所笼罩。那些曾经过水而今干枯的路面，并不放过我们，依然露出它张着的牙，有时候就狠狠地咬上我们一口。常常是到了眼前才看到那细小的深沟，躲闪或减速都已来不及了。许多次被颠得飞起来，一次，车被颠到路旁的沟里，车前面那个亮着小红灯的不锈钢杆儿被颠折了。早上，老荆检查车时发现，因为颠得太厉害，电瓶的底座颠坏了，只好用绳子把它捆在那儿。
距离那曲还有７２公里时，我们又一次遇上了冰雹，车窗玻璃上很快积了一层雪。我们只有拼命地向前开，努力想逃离那片乌云。这里海拔４６１８米，所以不是下雨而是下雪。
下午5点整到达那曲，基本完成了唐蕃古道的行走。我赶到那曲县邮局时，正好遇到看大门的藏族大爷在上锁。向他央求了一会儿，他终于同意帮我盖邮戳，从防盗门栅栏里把我的大本子拿进去。
老荆2000年时曾来过那曲县城，他感叹这里已“大变样了”。是的，这几年正是我国的小城镇飞速发展的时候，它们的面貌几乎每年都在变。我和老荆给车加满汽油后，便在那曲的马路上抓拍街景，下一次来这里又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在那曲县街上一家四川人开的小饭店里吃了碗面条，就又上路了。听说总部在长春的中铁十三局也在参与修建青藏铁路，但具体位置不知道，只好沿青藏公路去寻找。
离开那曲走上了青藏公路109国道，只觉得路太平、道太宽。回想那些悬崖上的路，真有九死一生之感。
走过唐蕃古道，就像迎接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战胜了路、战胜了车、战胜了内心的恐惧，战胜了原来的自我！到达那曲后，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地走过了唐蕃古道，前面是坦途，到拉萨只是时间问题。我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信天游7700

十二 青藏铁路上的古露
雪山像喇嘛帽
天葬台，留下乌黑的羽毛

纳木错是蓝色的眸子
走过这里
却不见“溪流溅花香”
古露，是青藏铁路上的一座小站。它位于那曲和当雄之间，距离拉萨只有240多公里。如果不是在这里遇到了修建青藏铁路的长春建设者，我们可能无缘了解这座小镇。
世界屋脊上的长春建设者
我们是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相遇的！看到吉A的车牌号，听到那熟悉的乡音，心情十分激动。在建设中的青藏铁路第25标段和第26标段，我们见到了长春的建设者——中铁十三局的同志们。
青藏铁路的建设举世瞩目，设在长春的中铁十三局第六公司也参与了建设，出发前我们就把采访“世界屋脊上的长春建设者”列入计划。但行前匆忙没有联系上，途中托人询问又无结果，所以，对于能否找到中铁十三局的同志我们心中无数。
建设中的青藏铁路与青藏公路平行伸展，我们边走边看，寻觅中铁十三局的踪影。离开那曲县城95公里后，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中铁十三局第一项目部的驻地。一见到我们，中铁十三局的同志们又惊又喜，办公室主任黄学呈迎了出来，坦率地说：“这么破的车，你们从长春开来的？”
中铁十三局第一项目部的建设者有二千多人，其中管理者和工程骨干都是长春人。他们已在这里奋战三年，此刻（2004年9月5日）即将进入铺轨工作，预计工程将于2006年底竣工2007年通车。他们承建的2个标段共58公里路段，海拔都在4700米左右，是青藏铁路上仅次于唐古拉山口的第二高路段。他们总结出高原反应的特点——“欺男不欺女，欺强不欺弱，欺胖不欺瘦”，在这里是“胖子变瘦，吃饭像吃药”。在运载货车司机的宿舍里，我们看到每张床前都有氧气瓶；在会议室的座椅后面也站立着许多氧气瓶。
35岁的中铁十三局第一项目部经理王喜忱，气色不太好，就在我们来的当天晚上他整宿失眠。王喜忱在2004年五一期间回到长春做了胆囊炎手术，没休息上一个月就急急忙忙赶回来西藏工作，身体复原得很不好。
办公室主任黄学呈与我们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挚友。他是甘肃人，在苏州铁道学院读书后分配到长春的中铁十三局，非常能吃苦。他的脸晒得黑黑的，有点像藏民。因为忙，这里虽然距离拉萨市只有200多公里，他又经常去拉萨办事，却一直没有去过布达拉宫。他说：“每次都是在布达宫附近的街上跑来跑去，却没有时间进去，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他刚刚做了父亲——8月17日，我们见面时孩子还没满月呢。可是他还没见上儿子一面，只是在电话里听孩子的哭声、打喷嚏声……他的同事赵广亮9月2日做父亲，我们见到他时刚好才4天，他同样是通过手机电话与儿子“亲密接触”的。
见到我们，他们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围到车前问长问短，热情地介绍建设情况与周围藏区的情况，还领着我们去他们熟悉的藏民家里做客。我们拿出三份两个多月前出发时的长春晚报，一下子就被“抢”光了。他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临别时，他们不由分说便往我们的车里放了两箱矿泉水和西瓜等许多水果。在青藏高原上，水果是最贵的，何况他们还天天买水吃呢！
我们被安排住在监理的办公室里。监理刚好去了拉萨，但只有两张床、一间屋。老黄正感到为难，不知怎么安排我们两男一女住下。我们告诉他没事儿，三个人能在一个帐篷里睡，当然不在乎住一个房间了。睡床，总比睡帐篷好多了。
监理办公室紧挨着财务科，我们看到尚未脱落的对联：“比翼齐飞”、“互敬互爱美满姻缘”等。原来，这里刚刚举行过一次高原婚礼，新郎王辉是财务科长，已经28岁了，新娘周丽杰也是中铁十三局的职工，但正奋战在另一条铁路的建设中。两个人恋爱6年，一年却难得见上几面，也很难凑齐时间回长春举行婚礼，于是决定在这里结婚，让青藏高原和青藏铁路作为他们的爱情见证。
我们把这一切写下来，拍下来，无线上网后发回给吉林日报和长春晚报。
古露
古露镇的风景很美，站在工程指挥部的院子里就可以看到远处的“神山”桑丹康桑峰。藏族人说，那雪白的山峰像喇嘛的帽子。近年来，登山队员们多次攀登它，山的海拔是6950米。
修建青藏铁路之前，它很静，人也很少。中铁十三局第一项目部办公室主任老黄说：“前年我来时，这儿只有几间房。这两年变化很大，等到青藏铁路通了，这里就更繁华了。”在镇上，我们看到一条尚未建设但已插上路标的“杭州路”，显然未来的街道已经规划出来了。但目前古露镇只有一条街——青藏公路，公路两侧是许多四川人、湖北人开的饭店、蔬菜店。
青藏公路，实在太繁忙了。别说羚羊过不了这公路，我们也过不去。晚上10点多，从与工程指挥部一路之隔的四川饭馆走出来，站在公路边等了许久才过了这条“马路”。车多，车速都极快。老黄说，上个月，有一家藏族人领着两个孩子“磕长头”去拉萨，路过这里时，一个孩子被车撞死了。孩子的父亲没有马上跟肇事司机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你先借我500块钱吧。”他家用这钱给孩子请了喇嘛念经，把孩子送到了天葬台。事后肇事司机给了他赔偿，他也没有异议，只是说孩子“命里该去”。此后，这剩下的一家三口就又上路了，依旧“磕长头”去拉萨。老黄很感慨，藏族人对生死真是达观啊！
在天葬台，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昂桑是古露镇镇长的儿子，也是老黄的藏族朋友，他领着我们去了古露镇后面山上的天葬台。天葬台是我们一直想看的地方，但它总是远离居住区，没有藏族朋友带路还真不好找。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天葬，但看见浸满油渍的石板、石板旁扔弃的刀、斧、散落一旁的衣服……最让我难忘的是地上的羽毛，那么有光泽，那么乌黑锃亮。听说天葬时不仅要把人的骨头弄碎，还要拌上些美食，让鹰将其全部吃净。天葬，真正的回归自然、天人合一。我突然羡慕起这些藏族人来。
继续前行，我们朝山上爬去。山体上尽是巨大的彩色浮雕的佛像，山里有一些藏族老太太在转山。在山里歇息时，一位略带羞涩的女子提着一壶青稞酒悠然而来，她一杯杯地把酒倒给我们。青稞酒是黄色的，有点粘稠，带着淡淡的辣味，我喝了一口就摆手，不然藏族人会按待客的习惯不断斟满。昂桑说她是卓玛寺的尼姑。寺里的主持与他熟识，看见他来便差遣这位叫杰才•莫兰的20岁尼姑送酒来。
在卓玛寺，看到许多尼姑正在拿着木版印刷的经文在唱诵。听说她们的“师傅”是一位喇嘛。寺院门口有座小院，走进去，一对藏族夫妇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里坐。他们家挺现代化，有电视，有接收卫星信号的电话……喝了一碗酥油茶，才知道藏族小伙子次旺贡布的父亲就是那位德高望重的喇嘛博洛。次旺贡布说，文革前父亲曾被迫还俗，勉强结婚，允许宗教自由后父亲又重新当了喇嘛。
人工湿地
现在去网上搜索“古露”会发现很多条信息，因为“古露湿地”使它名扬四海。青藏铁路建设有许多难题，如何保护湿地是其中一项。青藏高原上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青藏铁路古露车站就位于古露湿地上，车站要占用古露湿地约10万多平方米，中铁十三局青藏指挥部第一项目部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人工湿地”的办法，将湿地移植平铺到河边无草地带。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移植草皮，当时已移植了6万平方米。
除了建设“人工湿地”，为了保护路基两侧的湿地和草原不受破坏，中铁十三局第一项目部的建设者们从不“就地取材”，不在路基附近取土，而是让运载车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取土筑基。
那木错
离开古露时，突然下起大雨，我几乎不想走了。和老黄没聊够，我认定他是一生的朋友；好久没睡在床上了，即使是两个人挤在单人床上也让我有些眷恋。但荆宏焦急地计算行程，担心去不了阿里，我们还是在雨中装车、出发了。在当雄县城，找到了中铁十三局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总部，把睡袋打开，当晚就宿在会议室的楕圆形桌子上。
在古露、在当雄，几乎所有遇到的人都说去纳木错的难走得很。但走在其上，我们却浑然不觉。想来是在唐蕃古道上颠惯了，还有哪里的路能跟唐蕃古道比呢？
我最初萌生的对西藏的向往，其实就是对纳木错的向往。荆宏曾在这里拍下一张照片《溪流溅花香》。其实，那张照片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水边的一束鲜花，但它那样的自然幽雅，初次见它我的心就怦然一动。原来最美的东西，在不受人摆布的地方。这张照片后来获得2000年的全国反转片大赛铜奖。筹划这次远行时，荆宏对我说：“我会领你去看‘溪流溅花香’……”
纳木错，像蓝色的眸子，又蓝又亮，从远处看到的第一眼就让我们惊叹。沿着纳木错的“海边”行进时，远处的天和山都呈现出一种紫色，那是我从未见过的颜色。纳木错是西藏著名的圣湖之一，传说她与念青唐古拉山是一对恩爱的夫妇。其实它也是远古时代海的遗留物，有着海的蔚蓝色、海的咸水，甚至还有海鸥在湖边时时飞起。
但拍片子却很难，老荆等待了许久也不满意，云却越来越多，光线越来越暗。后来，我们放弃了在这里住一夜的计划，决定直奔拉萨。这时，荆宏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拍《溪流溅花香》的地方。但这里已物是人非，一片乱石。现在纳木错成为风景区，来的人越来越多，新修的公路破坏了原来的和谐宁静。
正当要离开纳木错时，车子出了问题，无论如何打不着火，任老荆掀开车盖到处找寻原因也不成。最后，老荆只好把火线对上，将就着让车走。

信天游7700

十三 激情拉萨
有人说这是一个慵懒的城市
太阳早出晚归
时间仿佛延长

我们读出的却是激情万丈
万里而来的寻梦者
火一样热情，不顾一切
回到拉萨！我们到拉萨的感觉就是“回”，这里仿佛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异常亲切。
开着伤痕累累的北京吉普，走进拉萨
我们是摸着黑进入拉萨的。“悍马”在唐蕃古道上被折磨“病”了。当距离拉萨14公里时，车突然熄火，连灯都不亮了。在漆黑而繁忙的青藏公路上，当我们的车夹在一条缓缓行进的由卡车、轿车组成的无名车队中时，突然熄火、熄灯意味着什么？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我们而突然撞上，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每当车子熄火停下我就赶紧下车，用手电筒照亮车尾，同时焦急地等待老荆用电线对着打火，让车启动。
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大约这样点了六七次，才把勉强把车开进拉萨。
车的电路问题是当天（9月7日）下午在纳木错湖边出现的，老荆无奈之下只好将两根电线对到一起打着火。老鲍开玩笑说：“嘿！连偷车都学会了！”走了一百多公里后，快到拉萨市时，这个电路问题突然变得“急切”起来，一刹车就熄火，一熄火就断电。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但也只好全靠老荆紧急接电打火。好在老荆总是以最快速度用一根电线连接到点火器上，让车子再次启动。
我们的北京2020就这样喘着“粗气”，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拉萨市。我在黑暗的车子里打着手电筒看地图和GPS（卫星定位仪），按照《藏地牛皮书》的指示，寻找金珠路、北京中路……幸运得很，我们最后一次是没熄火走出两三公里，老荆一眼看到“八朗学旅馆”几个大字，把车开进了大门，就放在两辆北京吉普2020旁边。于是，老荆刚一打开车门就受到几个黄头发北京女孩子的欢迎。她们是从旅馆的三楼听到车的轰隆声跑下来的。此后的那个晚上，老荆成了八朗学旅馆里的热门人物，许多自驾车者和背包族都从二楼、三楼下来与老荆交流，听说我们开着旧吉普车走了唐蕃古道都唏嘘惊叹，好几个人当即拿出相机与老荆合影留念。
我们的车其实“病”得够可以的了，第二天上午要开着它去修配厂时，竟连倒车档也挂不上了，老荆又掀开机器盖子琢磨了好半天，才从这个大院里开出去。
但我们感谢这辆车，它没有在陡峭的山坡上停下，没有让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它在进入平地之后，在靠近城市以后才出毛病。我甚至感谢它在进入拉萨市以前毛病全都发作，这样我们可以好好地修理它，再驾着它走阿里、新疆。
八朗学轶事
八朗学旅馆，座落在拉萨的北京东路上，是来拉萨的中外背包客们的“最爱”。我们很早就从书上知道这个地方，到了这里一看，真是“五湖四海”，来来往往的人都是背包客或自驾车族，走廊里外国人很多。
在八朗学宾馆，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个人都个性十足，他们是到这里来寻找自我的。于是，这里被称为著名的“精神病院”——一大群叛逆者居住的地方。据说，有的人在这里住上6个月才走。
在八朗学旅馆，如果住上一段时间一定可以听来许多故事。因为没有三人间，鲍辉被安排在一个散客间里，他得以与一个浙江青年聊了许久（这样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例子在旅程中数不胜数），于是有了“听来的故事”。那浙江青年起初一个人住四人间，另一房间有一女孩子也是一个人，半夜来敲门，说可不可以住在一个房间。浙江青年说：“可以，你闭灯后脱衣服睡吧！”那女孩说：“不闭灯也可以，我习惯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浙江青年发现女孩已走。
后来，我们与相约一起去阿里的三个北京哥们一见面，就把这奇异的故事告诉了他们。一位北京哥们当即羡慕地说：“我能不能遇到？”结果，第二天就有一北京女孩要搭他们的车去珠峰，而且当晚就搬进了他们的四人间住下。
鲍辉从长春出发前没来得及办边防证，所以到了这里就急着找人办理，也因此而搭车去了另一家宾馆，认识了许多各具特色的背包客。他结识了一伙要上珠峰的人，其中有的人工具齐全得连手中的冰刨都是瑞士产的；有的人却毫无准备，连睡袋、帐篷都没有。他们是看了帖子后集结到一起的。这伙人中还有一位也是走唐蕃古道过来的，但是他的“坐骑”是一辆三百元买下的旧摩托车，骑到那曲时车已报废，他又搭车才来到拉萨。
在八朗学，你会听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对话。一位天津小伙子，开着好车，穿着干净，看上去和邋遢的我们不同。他自称“对探险、越野都不感兴趣，也不想逛寺院”，鲍辉问他：“你只是来看看？”他用平静得惊人的语气说：“我只是想登珠峰”。据云，他为此做了长期准备，每天长跑且游泳，而且游完以后测心跳不能超过一分钟90次。最有意思的是他临行前与老荆说的话。那天晚上，他非找老荆合影不可，说是佩服。老荆说：“去吧，登珠峰吧，我们如果到了珠峰脚下，说不定能看到你呢！”他说：“拿望远镜。记住，我的帐篷很特别，是17根钎子的！”他是在临行前学习支帐篷的。因为以前一直没住过帐篷，当然也就不会支帐篷。一位教练级的哥们在走廊里教他：“钎子，要以45度角插下去……”当时引得一些外国人驻足观看，问他们是否就要在走廊上搭帐篷睡觉？
八朗学这个地方，每天早上总是有点冷清。头一天晚上还邀请我们上三楼喝“甜茶”的三对北京男女青年，第二天一早已经走了，作“鸟兽散”。而每天的下午和晚上，总有一批新的背包客风尘朴朴地来到这里。
八郎学有一块揭示板，上面贴满了寻“驴友”的帖子。我们也在上面贴了寻去阿里的伙伴的帖子，直到我们已开车到了日喀则，还有人发短信问我们能否同行。揭示板还是个相聚的地方，总有一些蓬头垢面的旅行者归来后坐在这里，与路过的人闲聊旅行趣闻。
八朗学很像大学生宿舍，尤其是散客间、厕所、公共浴室，还有水房，以及那个晾晒着五颜六色衣服的走廊，都有浓烈的大学生宿舍的味道，让人有一种欣喜的怀旧心情。不同的房间里住着不同的个性十足的青年，这一点也和我们在大学时一样。
八郎学的人为自由、为冲破阻碍而叫好，而欢呼。所以，荆宏一到这儿就受到英雄一样的欢迎。这里的人拥有的是火一样的激情，他们自由地表达，既让自己快意，也不掩饰对别人的态度。
八朗学是个神奇的“泉眼”，是个故事源。我在水房遇到一个哈尔滨青年，他住在这儿五天了，说决定住下去，什么时候住够了再走。我问他时间何以如此富裕，他说原来是做装修的，现在什么都不做了。他每天晚上换一个房间睡觉，就是为了与别人闲聊，听别人的故事，但不问别人的姓名。我怀疑他是一个作家或者写手。众所周知，写作者最大难题其实不是语言水平的问题，而是故事源的枯竭，那么，在八郎学是可以找到最丰富的故事源的。各种奇怪的人，带着奇怪的经历，聚集在这里，而且人与故事常换常新。
一位来自浙江金华的哥们说：“我们在这里看着都非常正常，而回到家里，人们会认为我们不正常。”这让我想起电影《大腕》的结尾，一群患有狂想症的人聚集在疯人院里，说着他们认为正常的话，按他们自已的方式进行着交流。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也是“疯子”，我们为了理想狂热地追求，我们心甘情愿地去走那些艰辛路程，就像在青藏线上看到的那些“磕长头”的人一样。
在来拉萨的公路上，我们看到了一队“磕长头”的青年。他们共有七八个人，远远看去，仿佛在做着群体的舞蹈。他们手里套着木板，趴下去时像穿着旱冰鞋一样向前溜去。他们眉间都贴着一个东西，可能是为了伏在地上时不伤皮肉，看上去像有三只眼的“二狼神”。他们已从家出来三个月了，一路磕长头到拉萨市去，也许还要半个月？我们停下车来摄录。
我并不懂得佛教，但我觉得有信仰是幸福的，心灵充实。我觉得自己也找到了信仰，寻求自由人生就是心中不熄的圣火。
在八朗学，我想，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不远万里到西藏来呢？除了它的神秘色彩以外，还是因为这里自由，这里有一种无边无际的生活。
多元文化交融的拉萨
拉萨虽地处高原深处，但在这里，你却不会感觉到闭塞。在八朗学旅馆附近的网吧里，打开电脑，默认的语言第一是英语，第二是日语，然后才是汉语。这里的上网速度更是飞快，比在家里的ADSL还快。大多数时候，我足不出户，就在八朗学旅馆房间里对着走廊的窗户、抱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时可以抬头看看这里中外背包客云集、人来人往的风景。
毫不夸张地说，在拉萨，外国人满街都是。拉萨市的邮局，为外国人开设了专门的窗口，工作人员都会用英语服务。拉萨街头的饭店、酒吧甚至小卖店，标牌都是双语的，有英文名字。从这一点上讲，拉萨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八朗学旅馆的居住条件可以说十分简陋，以共用厕所的普通间为主，所谓两人间也不过是用木板隔开的，空间很小。但是，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外国背包客毫不犹豫地住进这里，住进普通间。在八朗学旅馆的走廊里，很多白皮肤、高眉深目的外国人进进出出。
据我们的藏族朋友桑培介绍，拉萨的多元文化色彩并非始于今天，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几百年前，拉萨就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吸引着来自于内地的和国外的人。现在，拉萨既保存着本色的、传统的藏族文化、佛教文化，又融入了现代文明，川流不息的外国人同时还带来了西方文化。所以，在拉萨，你会感觉到一种文化交融的气息扑面而来。桑培和另一位藏族朋友次多，都是长春税务学院的毕业生，曾经在长春生活4年，现在是拉萨市税务系统的骨干。桑培对于藏族的历史有诸多研究，听他娓娓道来讲述有关藏族文化的故事，真是一种享受，我称他为“高僧”。他们与藏族朋友旺扎一起，领着我们去看藏戏、吃藏餐，并且在送别的时候按藏族习惯为我们唱了一首又一首藏族歌曲，我们完全沉醉在藏族文化气氛中。
离开拉萨，我们是那样依依不舍。这是一块有磁性的地方，我们会再回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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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千里单骑走阿里

219国道
滋生梦想也吞噬梦想

征服与放弃
最美与最苦
我们颠簸于两极之间
品尝最痛与最快

（一）孤车向西
离开拉萨，我们就走上了去阿里的路。当时还以为会与开切诺基的北京哥们结伴而行，并不知晓未来的路上将单车千里；当时完全想象不出这条路会像恶梦一般地颠碎一辆辆高档越野车，更何况我们这辆又破又旧的北京吉普2020。
去阿里是老荆长久以来的梦想。在唐蕃古道上，每当老鲍和我对美丽的风景发出赞叹时，老荆就说：“如果去了阿里，你们会拜倒在那里的。”后来证明，此言不虚。阿里，被称为“西藏的西藏”，“世界屋脊上的屋脊”。那里平均海拔在4500米左右，拥有神山、圣湖、扎达、古格王国遗址等让人心仪的地方，也常常能看到藏野驴、黄羊等野生动物。但去阿里的路也异常艰辛，有著名的“桑桑”陷车区，有长达几百公里的无人区……我们三个人中只有老荆一人是司机，还是至今摸车不到半年的新手，车是已行驶过10万公里的破旧二手北京吉普，能否经得起阿里的考验呢？
去阿里，被称为A计划；不去阿里，被称为B计划。整个走唐蕃古道期间，我们一直在A计划与B计划之间犹豫着，手把方向盘的老荆基本上是倾向于去阿里的。尤其是遇到丹麦人马丁和美国人杰夫（两个骑着自行车走唐蕃古道，并且要去阿里的外国人）之后，老荆备受鼓舞，当即就说：“人家骑自行车都能去阿里，我们也能！”
拉萨寻“驴友”
在八朗学旅馆的日子，老荆虽然受人尊敬，却愁眉不展。因为他想去阿里，但一直没有找到伴。在西藏，即使是开着“沙漠王”去阿里，也很少单车前往。所以，能否找到同伴，当时决定着我们是否去阿里。
在拉萨，寻伴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老鲍前后写了三张帖子，注明“司机走过唐蕃古道，并且是一位摄影师”。我负责把它贴在八朗学旅馆和吉日宾馆的揭示板上，我的“世界风”手机昼夜开机等待。
来到这里的背包客更多地选择合伙包车的方式走阿里，包一辆丰田4500的费用是1.6万元。许多自驾车来此的人为了安全也把车停在旅馆，另外包车走。
9月8日，距离告别拉萨只剩下一天时间，还没找到伙伴。怎么办？是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单车深入，还是放弃阿里？老荆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我们三个人吃晚饭时都默不作声。
正在这时，遇到了北京哥们。虽然后来并没有真的与他们一起搭伴走阿里，但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增添了走阿里的勇气，也给了自己和家人一个充分的理由：有伴！后来我想，这可能就是上苍的安排，我们实际上是单车走阿里的，但这个虚拟伴侣构成精神安慰，鼓励我们向前走。
北京哥们
相约一起去阿里的北京哥们，是老荆站在八朗学旅馆的走廊上“发现”的。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捧着笔记本电脑上网；老荆在走廊上与第二天就要去珠峰的天津哥们合影、聊天。突然，老荆兴奋地跑进来对我说：“有伴了！去阿里有伴了！”拉着我就往一个四人间跑。我问他怎么找着的，他说在走廊上，看见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切诺基开进了八朗学旅馆的院子，看见他们一下车就往揭示板上贴东西，过去一问，太巧了，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在寻找共赴阿里的车友。
我们坐下来一聊，嘿！简直像“孪生兄弟”，行走中的许多经历、感受都是相同的。他们是走川藏线上来的，车也是总在盘山道上“开锅”；他们的车也遇到“气阻”的问题；他们也经常在夜行的路上遇到迎面过来“不讲究”的车始终开着大灯，也曾用自己额外添加的大灯“晃”过对方，说起这个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其实我们这样也不对”……最有意思的是，甚至连我们的地图都一样，不仅是同一版本，而且折的印迹相同，脏的程度也差不多，以至于他们拿出地图来我差一点就说：是不是从我们车上拿的？我们还交流了使用油桶的经验：要放气，否则就漏；以及使用四驱的经验，等等。
既然如此，我们一拍即合，一起筹划去阿里。他们是三个人，一个叫王剑林，是“麦客”摄影工作室的总监，看起来十分绅士，做事也严肃认真，装车时他很有条理地把东西放进一个个纸箱里摆好，井井有条。另一个叫王立新，一说话就瞪大了眼珠，据说是搞装修的。他挺懂车，在日喀则分手时，他一再叮嘱我“让你老公把那个‘点滴’安上。”所谓“点滴”，就是给车油泵安个一直滴水的塑料瓶子，起到降温的作用，减少发动机“气阻”。后来我们果然就这样做了，挺奏效的。还有一个叫杨小威，听说是三人中的“会计”。他在我们结伴去日喀则的那一天里担任车队的调度，手持对讲机，告诉我们：“前面有一群羊”、“前面急弯，over。 ”之类的，十分负责。刚出拉萨时，他们的车一度落在后面，半天不见踪影，他用对讲机很严肃地告诉我们：“前面有一辆大货！无法超车。”我们在车上听了捧腹大笑。
困扰我们很久的伙伴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第二天中午，我们与北京哥们开了个“会”，决定一起开伙。于是列出长长的购物单，分头采购。老荆和老鲍跑到八廓街买了许多罐头，北京哥们则买了许多蔬菜、鸡蛋。可惜当时因为我们的车里器材多，空间小，这些食品连同中铁十三局的朋友们送的西瓜等，全都放在他们车上了。而我们仅仅同行一天就在日喀则分开，此后虽然通过短信，却再也没有见过面。
开“会”时，发现同行者中又多了一个被他们私下里称为“肥肥”的北京女孩，这女孩要搭北京哥们的车去珠峰和阿里，当晚就住进了他们的四人间。“肥肥”的情况我不甚清楚，因为八朗学旅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除非对方主动说，一般不问姓名，不问确切的地址、职业。这也是自由侃谈的前提和条件。
翻越雪古拉山口
从拉萨去日喀则的路上，我们翻越了雪古拉山，山口的海拔为5437米，这是我们在西藏翻越的最高山口。后来证明，威名远扬、号称海拔6700米的界山达坂也没有它高，界山达坂的实际高度只有海拔5406米。
当我们从这座山的最高处滑下来时，老荆问我们困不困。我确实困得不行，眼前有些模糊，眼皮几次要合上了。老鲍也是这样。我特别担心身为司机的老荆也睡过去，所以一直挺着和他说话。
去日喀则的路上，尘土飞扬。车与车之间要距离几十米，否则扬尘像屏障一般让人看不清路。老鲍说，今天的状况可以打一人名。我们想了半天，不明白。他自己“破”了，暴灰——鲍辉！
就在往日喀则去的路上，颠簸、扬尘，我这一侧的车门突然开了，从此就关不上了。老荆几次下车给我拧锣丝，又嘱咐我系好安全带。谁想到，车门这一坏，就一直到新疆叶城才得到修理。一共二千多公里的土路，我就一直用绳子拽着车门。有时觉得自己仿佛在骑马，手里拉着一根马缰绳。后来，到了乌鲁木齐，老荆在南开时的老同学张冀鲁特意安排一位有百万公里行车经验的司机师傅带着荆宏去修车，回来后这位司机说：“这辆车的两个前车门都变形了，经过修理也只能勉强关上。”
因为走过唐蕃古道，我们对路的要求不高。所以，这条路事先听说路况不好，我们开起来却觉得很满意，在车上不停地说：“不错啊！”
开始荒凉之路——219国道
9月12日一早，我们离开日喀则的“坚果”宾馆（全称应是刚坚果园宾馆，我们简称其为“坚果”），驶上了去阿里荒原的路。出了拉孜县的曲下桥没多远，就离开了中尼公路——318国道而走上了219国道。我们看到了219国道终点处的里程碑：2140公里。这意味着，从这里到新疆叶城还有2140公里。
诗人吴苏宁在《吉普骑士》中说：“219国道是个又黑又长的噩梦，它是梦想之地，也是吞噬梦想的地方。”真正理解这段话，是走完219国道全程以后。这条路，我们从终点一直走到起点。这里十分荒凉，没有了熟悉的牦牛，这是上条神秘的、兼有美梦与恶梦的道路——219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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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勇闯“轮陷区”
赵春江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大哥，他在吉林日报当编委，曾经走进罗布泊并多次赴藏。在长春分别时，他一再说：“绝对不能单车走阿里，一旦车出现故障，不能自救。”
在通往阿里的路上，有一个著名的“轮陷区”：从桑桑到二十二道班，共有122公里的路，被天性乐观的藏民称为“最坏的路”。在拉萨时，一位藏族朋友告诉我们，他们刚刚去过阿里，整个车队在桑桑地区完全陷在泥里，几辆车互相拖车，一天只能走9公里，连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如果孤军深入，陷在泥沼中将很难找到别的车来援助，后果不堪设想。
没想到，北京哥们没跟上来，我们只好单车前往。
顽皮的“桑桑”
桑桑，名气大得很，尤其在向往阿里的背包客、自驾车者当中。许多书上都介绍说，这里是一个著名的雨季陷车地带。桑桑一带是草原，每到雨季总有大量的雨水淤积于此。虽然此时已不是雨季，但是，3个小时只走了15公里。
从一座山上往下开时，遇到两列货车在山道上艰难地错车，一位藏族货车司机用生硬的汉语说：“前面15公里不好走，小心一点！”一看地图，马上就到桑桑了。果然，考验开始了。
来到一段长达数百米的水毁路段，长长的泥路上已经陷了几辆车，其中一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站在路旁，另一辆货车也在艰难地向外挣脱。老鲍下车到前面去看路，用对讲机告诉我们可以过。于是，老荆开了过去，车是骑在两条泥水中凸起的“土陇”上过去的，用老鲍的话讲是“里倒歪斜”地过去的，车轮几乎横了过来。老鲍说，他在前边看得直害怕。上车以后，他高兴地说：“北京吉普，通过性就是好！”
因为一会儿上坡，一会儿挂四驱，车子常常“开锅”。一闻到那股化学药品的气味，我就知道宝贵的防冻液又流失了。西藏的防冻液很贵，价格是长春的2倍——90元一桶。
经过这块沼泽一般的地方时，我突然觉得，桑桑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十分淘气地做着恶作剧。老荆说，保留这块地方，可以起到限制人数的作用，如同布达拉宫以预约门票的方式限制着人数。（在拉萨，布达拉宫的门票不是“卖”，而是“预约”，每张100元的门票因此而炒到500元，还有相当多的人因为时间上等不及而放弃参观，如我们。）
9月12日19：30，经过桑桑小镇，那是一处很小的地方。站在小镇前拍照片，一下就可以把全镇都收进去。过了桑桑没多远，就看到一群老外在野地里搭帐篷。他们一共十几个人，正从一辆专供给养的大卡车上往下搬行李，搭好的帐篷就有七、八顶了，帐篷旁停着几辆好车：陆虎、丰田、三菱等，还带着一个发电机……相形之下，我们力量太弱小了。我们是孤军深入，只有：三个人，一辆顶着汽油桶的旧吉普，无后援……虽然相约有伴，但自日喀则一别便再也没见过面，不知他们在哪里。
这里是中国的西部，日落时间要比长春晚三、四个小时。从19：30到20：30这一个小时，我们如夸父追日，一直向西奔跑，被耀眼的夕阳晃得眼睛都花了，路都看不清。我对老荆说，在山西时晚上遇到夜行货车，也是总被大灯晃，可那是一阵一阵的，现在这阳光晃眼睛是没完没了啊！这时一直紧盯着前方的老荆突然笑了，扭头对我说：“很委屈，是吧？”
我们帮了一个来自北京的豪华车队
第二天（9月13日）早上，还在帐篷里就听到轰隆隆的车轮声，一个车队从不远处驶过。此时已经上冻了，醒来时帐篷的“四壁”全是霜，睡袋的头、脚部分全湿了。汽车里的温度计显示出摄氏0度，室外已是摄氏0度以下，地上有冰。
刚驶出1公里，就见到那个曾呼啸而过的车队——共4辆车，全陷在泥里，车号有藏D也有京A。老荆很热心地停下车去问情况，原来他们是北京来的，开着三辆越野车：帕拉丁、现代、丰田，还在西藏雇了一辆先导车、一辆运给养的车。光是用卡车带的汽油就有1200公升，真让我们叹为观止。那辆开先导车的藏族司机特别“虎”，常常见到山坡就走近路直冲下来，这一回不仅自己一下子冲进泥沼中出不来，还把整个车队都带进泥里去了。而运汽油的卡车因为早起赶路，已跑出很远，根本不知道他们陷车的情况。这里来往的车很少，如果不是遇到我们，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过去从未给别人拖过车，现在又是在世界屋脊上，自身难保啊，刚才通过这片泥地时也是小心翼翼地，现在回去拖他们，能行吗？我对荆宏说了。他挺严肃地说：“不能不管！”为了减轻重量，我和老鲍都下了车。老荆把车倒回泥沼地边上，拿出了长长的钢丝绳，挂在北京车队的先导车上，挂上四驱。车轮在轰鸣中缓缓向前转动，扬起阵阵尘土。慢慢地，泥沼中的车向前挪动了，一点点被拖了出来。当看到自己的车被拽出泥沼，这群北京人欢呼雀跃，连夸我们的车“通过性好”。他们是北京一家搞微波通讯的公司的，一共十人，其中有两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的头发编成许多股小辫，我乍一看还以为是西藏本地人呢。不像我们住帐篷，他们头一天晚上是在桑桑小镇上的一家旅馆里住的。与他们比，我们蓬头垢面，但也很自豪：我们只车深入，还帮助了他们。
他们的车上印着“神山圣湖，我来了”的字样。鲍辉戏称其为“神山圣湖，我陷了”。
二十二道班——阿里荒原的入口
从桑桑到二十二道班，都是著名的陷车地带，其中十五道班尤其出名，有一条河的桥被冲断，只能涉水而过。在《藏地牛皮书》这样的书中，有一段是专门写如何才能尽可能安全地渡过十五道班的“汪洋大河”的。但我们于不经意间走过了十五道班，也想不起来哪一段水毁路面是书中着重提醒要小心的那一段了。反正路都不好走，水毁路段一段连着一段。后来，修车的师傅说，幸亏我们在长春出发前把刹车换成了盘刹。盘刹的价格，虽然贵得与这辆车不相称，但是正因为有它，我们才在频繁过水后仍然保持着刹车能力，而鼓刹一过水就会失灵。
二十二道班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日喀则，但驿站却是由阿里设的，所以被称为阿里荒原的入口。在二十二道班有一个岔路口，向西通往狮泉河，向北则通往“大北线”，去藏北。过了二十二道班，就快到萨嘎了，也就正式进入了阿里地区。刚到这里，二十二道班就给了我们一点“颜色”看看。穿过一段长长的泥沼时，突然，车的前桥骑在了一块硬硬的土陇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这怎么办啊？我和鲍辉下车后，向后推，老荆挂上四驱向后倒，终于把车倒了出来，然后，老荆让车骑在土陇上，又像过“双边桥”似的，过去了。
我们开玩笑，说这里的路不必修，既给越野者提供了练车场地，又闻名中外。
通过第一个边防检查站
紧赶慢赶，终于在9月13日下午到达第一个边防检查站——萨嘎的马泉河检查站。在去萨嘎的路上，路虽不好，但车还相对多些，而过了萨嘎就再也看不见几辆车了。武警战士们十分认真，一一核对我们的证件是否与本人相符，并让司机——荆宏签字，然后放行。
在这里又遇到那个曾被我们帮助过的北京车队，他们遇到了点麻烦。受雇开先导车的藏族司机没有边防证，不能进入阿里地区，几个北京人只好跟他“拜拜”。
到了萨嘎就赶紧加油。那是四川人开的加油站——星月加油站，也是这附近唯一的加油站。后来，在萨嘎小镇看到，到处是四川人开的店铺：星月酒店、星月洗衣、星月诊所、星月超市、星月汽修……当然，给我们补胎的是河南人。我们感叹四川人、河南人的吃苦耐劳。我们在这里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供给不足等困难，但那毕竟只是十几天、一个月的事儿，而他们长年在此。听一位四川人说，他们刚来时也有高原反应，但往往也就是头疼时用布条把头勒紧。他们跑到这里来“援藏”，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萨嘎，手机有了信号，接到北京哥们的短信：排气管掉了，正在修。这一方面使我们原本担心被拉下的心可以放下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什么时候能赶到，还会一路同行吗？我们真的成了孤军深入了。北京哥们是老天派来安慰我们的吗？
小贴士：1， 没有边防证，去不阿里、珠峰等地2， 出发前在家乡办边防证仅需几元钱，到了拉萨补办就得70元或者更多

雪山与沙丘
沿着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一路向西，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直相伴。蓝天、雪山与雅鲁藏布，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
从萨嘎往仲巴走的路上，许多路面是被沙子所淹没的，就像水毁路面被水冲开一样。这里是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是真正的高原——一直都在高处，粗看仿佛是平原。整个仲巴，是被沙丘包围的。其实，这种高原沙化的现象，在从拉萨去日喀则的路上就看到了。在距离日喀则几十公里的地方，竟然看到巨大的沙山。那种恐怖的感觉，真是让人心头一惊。
过了仲巴以后，老荆在路上拍到了一张题为“雪山与沙丘”的照片。远处是美丽的雪山，而近处却是无边无际的沙丘和沙化的山。看到那些高大的、连绵的山，都被沙所俘虏，真的觉得十分痛心。
巧遇“老广东”
正当我盲目乐观地以为阿里之路不过如此时，巨大的困难开始出现了。
15日早上，我们进入阿里地区以来第一次车子打不着火。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电耗尽了。我晚上用笔记电脑记录，写到深夜，用电量太大。那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逆变电源器嗡嗡的响声，赶紧把电源线拔下来。除了用笔记本电脑外，我们还充了一夜的电——给GPS充电、给手机充电、给数码相机充电……当时，老荆还以为就是水温低而打不着火呢，有点着急了，就多打了几次火。结果，我正在把睡袋等行李往车里塞，就闻到一股焦味。跟老荆一说，他说：“坏了，坏了，启动机烧了。”果然，启动机滚烫。启动机坏了，不可想象去阿里的剩下的六七百公里路该怎么走过去？三个人都默不作声，周围死一样的寂静。不知过了多久老荆终于开口，让我上车去点火，试试启动机转不转，我上去试了两下，不行，便赶紧收手。看来，唯一希望就是等待过往车辆帮忙拖一下。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听到车声，是越野车。“会不会是北京哥们？”我问。鲍辉说：“不会。”可是，当那辆绑着两个与我们车上一模一样的圆油桶的灰色切诺基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可置信的事发生了，曾经与北京哥们一起与我们组成车队同赴日喀则的“老广东”阿峰开着车来了，与他在一起的是北京哥们之一的王剑林。王剑林抱着相机，像抱一门大炮似的冲下车，对准我们说：“不许动！”我和老鲍都很兴奋。他们说昨天就赶过来了，在我们经过的第二个边防检查站——马攸桥检查站翻看了记录，知道我们在两小时前过去的。他们昨晚就在离我们两小时路程的地方扎营。
他们的到来缓解了车的问题，“老广东”阿峰表示可以拖一下试试，结果第一下把车拉到公路旁的沟里去了。又从后面把车拖出来，我们的车顺着自然的坡朝下溜，一下子就着了，我们十分兴奋。
王剑林怎么会上了“老广东”阿峰的车，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和北京哥们同行？我们无暇细问，赶紧上路。在下一个边防站再次相遇时，王剑林向我们道出了原委。

信天游7700

（三）最长的一天
9月16日，离开“圣湖”玛旁雍错的那一天，是记忆里最长的一天。
早上醒来，在“圣湖”玛旁雍错之畔看尽了最美的风光。晚上，就身陷距阿里首府狮泉河160公里的地方，老鲍搭车去找修理工，我和老荆在车旁搭帐篷住下，在凛冽的寒风中度过了焦虑的一夜。
圣湖，像一个高贵的女人
9月15日下午到达霍尔区。远远地就看到了圣湖——玛旁雍措，那是一汪蓝色的水，蓝得像宝石一样，任何人看了都会联想到一位高贵的女人。她端庄，娴静，散发出一种摄人魂魄的魅力。去过纳木错，那儿也被称为圣湖，湖水面积要比玛旁雍措湖大，也很美，但要论高贵却比不上她。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在巴噶检查站（海拔4633米），追上了“老广东”阿峰和王剑林。于是，一起驱车去玛旁雍措。
沿着一道似有若无的车辙，开车在起起伏伏的山上翻山越岭，感觉十分惊险。当开到一处高崖时，前面再无路，停了下来。走到山崖边，我愣了几秒钟，一生一世从未见到过这样美的湖水，像蓝绸缎一样的湖水。微风吹来，水面上皱起千条细波、万道细纹。湖水清澄，可以透过它看到斑纹似的湖底。那美妙中蕴含一种神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对于许多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佛教徒以及藏区的朝圣者来说，这里就是“世界中心”。据说，如果能到圣湖里洗一次澡，可以洗刷一年中心灵上的毒恶。在圣湖旁的小山上，可以望见不远处“神山”岗仁波齐峰。那是冈底斯山的主峰，终年白雪覆盖，威凛万峰之上，圣湖的水就源于冈底斯山的冰雪。
著名的基乌寺，就在不远处的小山上。我们翻过了两道山岭，来到寺院旁的山谷间。基乌寺，仿佛一座石头的城堡。小山上的白塔边，堆满了玛尼石，不仅有石头的，还有骨头的，白色的羊头上也刻着六字真言。站在这里望湖，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云里梦里的感觉。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里称这里为瑶池，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住的地方。
王剑林一路上扬言要在这里洗个澡，一到湖边就把鞋脱掉，到湖水洗起衣服来。我们只是到湖水里洗了洗手，太凉了。湖边的沙滩软软的，透着股热乎气儿，我们就把帐篷扎在这儿。
老荆一张嘴，就冒出混和着牦牛奶的汽油味
在来玛旁雍措的路上，突然车不动了，没油了。于是老荆和老鲍开始加油。老荆用管子吸油时，一下子呛了进去一大口，汽油还喷到了他的眼睛里。在青海的时候，老荆的左眼皮就肿了，红红的，看上去像只“丹顶鹤”。进入藏区后红肿的地方破了皮，一直没有愈合。现在，被汽油一浸，他痛得睁不开眼睛。不大一会儿，那儿比以前肿得更厉害了。而他喝进去的汽油，则一阵阵地向上“反”，一打嗝就冒出“混合着牦牛奶的汽油味”（老鲍语），这股怪味在车里久久不散。
终于，在到达霍尔前的“雍措加油站”，我们加上了汽油。不过，是5.8元1公升的高价油。他们用的加油计量器，竟是一个安装在加油枪上的“水表”。
虽然，沿途已不像《西部行知书》里说的那样毫无补给，但油价还是挺高。想想这一路上从未遇到过一辆油罐车，就明白“物以稀为贵”了。在刚入阿里地区的萨嘎，星月加油站的女收款员曾告诉我们，许多人带着大桶到这里来加油，然后拿到阿里的路上卖。如果真的没有汽油了，能加上高价油还算幸运的，据说真正的高价是7元1公升。
夜宿圣湖边，听“危言耸听”
晚上在湖边扎营后，与阿峰、王剑林一起吃了晚餐。在巴噶检查站旁边的一间四川人开的小卖店，买了三只罐头和一袋挂面。如何在颠簸的路面上让挂面保持不碎？这让我在车上颇费脑筋。
阿峰很内向，不大说话。起初我和老鲍都觉得他城府颇深，后来听说他在广东办厂，因为遇到些不开心的事情出来散心，也就理解了。到阿里，是阿峰多年的愿望。他以前曾两次来过西藏，这一次开着切诺基直奔阿里而来。阿峰虽话语不多，却热情地帮我们修车，他说：“我的车都够破的了，你们的车更破。”
王剑林，是“北京哥们”中的四川人，多年来经常外出野营，经验丰富。当我和老鲍还没弄好那个三人帐篷时，他一个人已经迅速地把一个三人帐篷“搞定”，并且把衣服拿到湖水里洗好，晾上了。
拍照片主要靠一早一晚，所以吃过晚饭，阿峰和老荆都去调试车，打算过一会儿夕阳西下就去拍片。帐篷里只剩我们三个，王剑林问我和老鲍：“车子坏了怎么办？”我不语。他说：“你们这破车就别要了。”我说，车上还有许多东西呢！他说：“东西可以放货车上运走。”他又问：“你们干嘛不开一辆好车来？你带再多的备件，也不如开一辆好车来得安全。”我委屈地说：“我们没钱了！”老鲍说：“他们把该交物业管理费的钱都拿出来了。”王剑林多年来一直是个背包客，背包客有背包客的轻松——不用为车操心。但我从未想到过弃车。不！我在心里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把“悍马”丢在这里！
王剑林接着说：“其实我们现在这样，不算搭伴出行。真正的结伴是两辆车相互等，一辆车走在前面，看不见后面的车就要停下来等，等不到就要回去找。而我们不是，其实是各走各的。”看到我和老鲍疑惑的目光，他说：“阿峰会等你们吗？未必。”老鲍说，如果是北京哥们王立新的车追上来了，应该会等吧？王剑林说：“也未必。”我说：“那我们现在三辆车都成了单车？”王剑林说：“就是啊，我为这三辆车担心啊！”
也许他经历的太多了，所以剖析时如此冷静。这是一个恐怖的描述：弃车，用货车把东西运走？我们真的会落到这种结局吗？太可怕了。
但我也真的不安起来。这时，两辆车发出了轰鸣声，他们要出去拍照片了。我走出帐篷，目送他们。可是，老荆开车没多远就停下了。我看到阿峰和王剑林停了车过去看了一下，又走了，老荆一个人在那里挖沙。车子陷在沙里了！我赶紧走过去，老鲍本来抱了本《藏地牛皮书》坐在山脚下看，这时也赶紧过来。我知道，王剑林一席话让我们更明白自己的处境，也增添了恐慌。我和老鲍都不言不语地帮老荆挖沙，从车后箱里找出木板垫在沙里。可是，怎么都不成。阿峰的车走了，正如王剑林所说，我们都是单车，不可指望。我更加强烈地觉得，只有我们三个人可以相互依赖、相依为命。老荆告诉我，现在车不仅陷在沙里，还挂不上档，挂不上四驱。我们十分焦急，又毫无办法。
时间一点点过去，光线转瞬即逝。老荆没有时间拍片子了！望着远处绚丽的晚霞，想起以前老荆每次拍片时那兴奋的眼神，我暗地里替他难过。后来，老荆终于挂上四驱，把车从沙中开了出来，但再也没有时间去那个角度最好的地方拍片了。老鲍对我说：“老荆一定特别无奈。论摄影，老荆比王剑林、阿峰更专业，但却因为车坏了，拍不上好片子。”湖边的风很大，我们三个都有点沮丧。后来，王剑林回来了，用夸张的语气说：“好美好美啊！那个光打在湖上，我快门按不过来地按……”回到帐篷，老荆叹了口气：“哎！光是从那一面照过来的，可是我过不去啊！”
我们不敢再用电脑、电灯，老荆在帐篷里打着手电筒看地图。我悄声地对他说：“神山就别去了，古格王国也别去了，直奔狮泉河吧！”我意识到这车不行了，肯定要出毛病，能否爬上一道道高坡回到巴噶那边的公路都是个难题。我希望赶紧逃离这里，逃得越快越好。我不敢大声地说，就写在本子上给老荆看：如果车出了问题，他们是帮不了我们的。一向固执的老荆，此刻也不再坚持，同意了。也许，他比任何人更清楚这车的状况。
我睡着了，梦见车子启动了，梦见回到了公路上……这些都是我所担心的。当时想，只要回到公路上，即使是车坏了也能找到人帮忙。如果在湖边出了问题，出去找人要走上几十公里！
故障频出
早上醒来，老荆躺在睡袋里就大声地喊老鲍，告诉他：古格王国不去了。老荆说：“你搭阿峰的车去吧！不去古格挺遗憾的。”敏思博客网站上有位叫“老探戈”的资深新闻人，建议老鲍到古格王国住一宿。但老鲍很果断地说：“不用了吧！我还是坐咱们的车吧！车陷了还能一起推。”事实上，这一天里我们推了许多次车，假如没有老鲍，我一个人怎么完成？
起来后马上就遇到预料中的大问题：启动机不好使了。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在阿峰的帮助下，又拖车，又换油泵，才勉强打着火。此后，阿峰他们匆匆赶路，向古格王国而去；我们呢，逃一般地向几座山以外的公路开去。
果然，我的预感没有错。好不容易开出圣湖附近的群山，刚刚松了一口气，启动机就冒烟了……车子无论如何打不着火。我们连续过了三条河，用过几次启动机打火，然后就再也打不着火。
征服与放弃
当车子即将开出湖边的群山时，老荆说：我们的书名就叫《征服——一次不可能的远征》。
他说：“我们征服的不是青藏高原，而是内心的恐惧；到达不是阿里、新疆，而是理想的彼岸。这是一本献给想要远行的年轻人的书。一对夫妇，一辆破车，艰辛游历。”
老荆本质上是诗人。他的灵感常常喷发出来。
但我们毕竟是在不得已的时候选择了放弃。我在那条颠簸的沙石路上，一边拉着关不上的车门，一边在本子上写：
我们已放弃去神山，也放弃去古格王国，我们直取狮泉河。在颠簸路面上，车颠得挂档也困难，急需到阿里首府狮泉河去修。
老荆说，放弃是苦涩的，也是无奈的。我们在该冲顶的时候冲顶，在该收获的时候收获，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只好放弃。出发前，张福贵（注：我的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再说：“在该放弃时就放弃。”这句话，其实是救命的。
我们开着这破车走天涯，深入阿里，已是奇迹。只要开着出去，就是胜利。所以，我对老荆说，拍片在此刻已不重要……
我对老荆说，现在，我们只有向前，如同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我们别无选择！
被拖车
中午12点，在神山脚下一条河边停了许久，也打不着火。实在没办法，向不远处的一辆卡车求救。
老鲍负责去谈这件事，卡车司机是四川人，他说：“拖车，怎么说？”他的意思是，给多少钱。老鲍说：“你说吧！”卡车司机不好意思了，说：“你说吧！”老鲍说：“还是你说吧，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银。”然后，老鲍向我们伸出五个手指，我已做好五百元的准备。事实上，这个卡车司机要了50元。这个价格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当初在山西长治，我们的车陷在水里，附近农民开价400元才肯帮忙，后来是老荆自己把车弄好了，打着了火从水里开出来。
这个好心的四川司机不仅帮我们拖了好几次，直到车子打着火为止，还帮我们调了怠速，修了半天。
此后的几百公里，我们是在启动机烧毁的情况下开过去的。每当车子遇到什么问题，比如一条缸线颠掉了，非得停车不可，就选择一个下坡把车下来。等车弄好了，由我和老鲍一起向下坡推车，老荆在车上把火溜着。
有一次恰巧在上坡时熄了火，老荆于无奈中决定自己向后面倒车，车子顺着坡向下滑，居然也溜着了火。当发动机又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时，站在坡上的我，透过前车窗，看见他兴奋地伸开双臂，手舞足蹈。
阿里不是随便来的
那一天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修车。一有空隙，我就在本子上写。
我在纸上感叹：阿里不是随便来的。这是一条毁车之路，把人颠得直晕，把车颠得毛病百出。
这条路上，致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太颠，二是太长的路段没有补给，一般是长达二百多公里看不到人烟，六七百公里没有修车点。全靠车况和运气了。
王剑林说的对，带再多的备件也不如开着好车来得安全。可是，我们没有钱买好车。我们已经拿出了我们的全部——破车和勇气。
沿途，我们看到了死去的马，扔弃的破轮胎……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我们不要成为那匹马！但是，我们终于遭遇了最不希望的事情：与分动箱连接的中传动轴脱落了。此地，距离阿里首府狮泉河160公里，距离长春4130公里。
中传动轴脱落
过了巴尔兵站约20公里，一阵冰雹刚过，只听嚓嚓几声，车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是不是传动轴掉了？我的心一沉。老荆乐观地说：“没事儿，如果后轴坏了，挂上四驱，用前轮一样走！”可是等他钻到车底下一看，就傻眼了，是分配动力的中心轴出了问题。他躺到车下面，试图把锣丝拧开，结果，都是徒劳。
远处，有一排浅黄色的房子，是道班吗？我建议去求助。于是，老荆和老鲍走向了那个两公里外的建筑物——实际上，那是一所小学校。
我一个人在车上等待。时间，过得那样慢。我鼓起勇气，拿出数码相机拍下远处的雪山、夕阳。即使心情糟糕，那也是极美的风光。我在纸上写道：
轴坏了，这是我们出行以来遇到的最大问题。这才知道，扎胎、启动机坏了，都不算最坏的。
风景很好，雪山近在眼前。
我说“逃”一点没错。我们的车赶紧跑到狮泉河就可以找到修车的人，而在这路上，怎么办？如果自己修不上，唯一的办法是坐车去狮泉河请修理工，就像人病了请医生。
阿里，219国道，真像一场恶梦。
风很大，外面很冷，但我相信我们会走出去。
看见了美丽的圣湖，此行足矣。
我看见老荆和老鲍往回走了。这里是如此空旷，十几条车辙平行地排列在这里，都是路。当他们还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往回走时，我已经从他们走路的样子读出了“失望”。
他们开始去拦车。终于，有一辆卡车司机好心地表示：可以捎一个人去狮泉河找修理工。我们以前曾商量过，如果车坏了就派老荆去找人，因为他能说清毛病在哪儿。但是，老荆果断地决定让老鲍去。他这样做，一来是为了曾经许下的诺言：如果遇到危险一定保证老鲍的安全。鲍雨没了，他现在是家里的独子。二来，他也是为了陪我。荆宏匆匆钻到车底下，用数码相机拍下几张照片，让老鲍拿着去给修理工看。
当老鲍向我要走身份证和边防证时，当他翻身爬上红色卡车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酸。大声喊他：把帽子戴上！他和几个工人挤在一起，向我拎了拎别人的一件军大衣，表示他有盖的。他就这样随着卡车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老鲍走后不久，就下起了冰雹。豆大的冰雹砸在我身上，好不容易才劝说老荆放弃了自己修车的努力。他从车底下爬出来，遗憾地说：“带上套筒工具就好了，我自己能修上。”
此时，夕阳已落到雪山后面。抖抖身上的冰雹，开始扎帐篷。既然我们已经陷在这儿了，那为什么还要苦上加苦呢？我放弃了原来想在车里对付一夜的想法，把帐篷扎在车前，并且拿出野营炉和锅，煮一锅汤。我们需要吃有热量的东西！等待黎明！

信天游7700

（四）云上的日子
狮泉河，远远望去，云蒸霞蔚，那是一座云上的城市。所以，虽然车坏荒野，虽然夜宿沙地，但到达阿里首府狮泉河的那一天，却是云上的日子。
自拍，留下真正的合影
那一晚，夜凉如水。我们在帐篷里一次次醒来，耳边只有风的呼啸声、冰雹敲击帐篷的响声。不知是几点钟，荆宏在黑暗中推醒了我，说：“你听！”是的，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这声音由远及近、由弱变强，最后，好像就停在帐篷旁边。我突然一喜，难道救兵到了？拉开帐篷，把手电筒伸出去，朝黑暗中发出声响的地方照去，原来是一辆卡车，不知何故停在那里。很快，那车启动了，开走了。是啊，老鲍不可能这么快就带修理工回来。
后来才知道，这里最可怕的事情我们没有遇到，那就是劫匪和狼。听说这路上有时会有劫匪，杀人越货后就把车与人往不远的山里一扔。
终于等到天明，我却有些不知所措。以前醒来都是匆匆整理行装，马上出发，现在早起又有何用？但老荆迅速地从睡袋里爬出来，说：“快，趁着早上光线好，拍几张片子。”金色的朝霞投射在银白色的雪山上，也洒在我们两个天涯孤侣身上。拍了一张又一张，老荆拉起我的手说：“来，咱们自拍一张！”站在三角架前，“咔嚓”一声，两个携手走进阿里荒原的人，印了在底片上。
这是一张我们寻求已久的合影。我们没有婚纱照，因为不喜欢被摆布的感觉，不喜欢矫饰的美丽。但长久以来，我们缺少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合影，那首先应该是一张真实、自然的照片。现在，终于有了。
孔繁森小学校
收拾起器材，老荆还是坚持要自己修车。他领着我向那所不远处的小学校走去，一是去采访，二是想看看能不能借到修车的工具。仔细了解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所孔繁森小学。
一进校门，就遇见了23岁的藏族教师群旦欧珠。他会说流利的汉语，听说我们因车坏被困，热情地领我们到他的宿舍，要煮面条给我们吃。我们推辞说吃过早饭了，他又为我们斟满酥油茶。
群旦欧珠曾经在太原工作过一年。2002年秋天，他刚从拉萨师范学校毕业，就被派到山西大学附中，给藏族班的学生授课。在太原的日子，他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汉民族文化的了解更多了，他还协助有关部门营救过一个藏族被拐女孩——多巴。2004年4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专题片《多巴回家》，片中专门采访过他。
这所小学——索多村小学，是一所内地援建的小学，是噶尔县孔繁森小学中的一部分。学校一共只有49个孩子，从7岁到15岁，学习藏语、汉语和数学。这里海拔4700多米，差不多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小学校。他们上课的“铃”，竟是一只废旧汽车轮胎的内圈。虽然车什么时候能修上还是未知数，但老荆还是来到空旷的操场，拍下孩子们踢足球的场面。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说，这里是信息传播的盲区——没有报纸、电视，偶尔能听到广播。别说这里，就是在拉萨，昨天、前天的报纸也是一样摆着卖，而这里能看到的报纸常常是一两个月前的。尽管地处偏僻，信息闭塞，gov-ern-ment仍在尽最大努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建设了学校，还规定：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要受处罚。说起牧民们不肯送孩子读书，群旦欧珠叹了口气，说：“哎！他们看不到孩子读书的前景，只想着放牧。”有的牧民为逃避罚款，竟让家里的大孩子去放牧，让小一点的孩子到班级顶替大孩子读书，结果两个孩子的学习都跟不上了。
彼此留下了QQ号，相约保持联系。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网络时代，群旦欧珠虽然身处青藏高原上最高的地区，但他只要在假期里去160公里以外的狮泉河，就可以上网，就能与4000公里以外的我们聊天。10月17日，回到长春后的第三个晚上，也是我们与群旦欧珠分别整整一个月之后，我突然在网上接到了群旦欧珠发出的请求“加为好友”的信息。啊！我们再次相会！
“救兵”来了
中午，正在群旦欧珠的宿舍里吃午饭，老荆突然站了起来，说：“听！是老鲍回来了！”啊，真的！一打开房门，就看见一辆“沙漠王”开进校园，老鲍从车上跳下来，我们激动得拥抱在一起。
“沙漠王”是从哪里来的？原来，这全靠拉萨的藏族朋友桑培帮忙。老鲍搭乘那辆红色货运卡车，于当晚八点多到达狮泉河后，马上打电话给桑培，请求援助。
那个夜晚，当我们在阿里之路上无助地在帐篷里辗转反侧时，桑培，在遥远的拉萨辗转托人，为我们寻求尽可能快的帮助。在他的请求下，阿里地区税务局不仅为我们请来一位修理工，还派一位叫珠玛的同志带着一辆全局最好的车——“沙漠王”送修理工来无人区找我们。
一边修车，四川的修理工老喻一边感叹：“你们胆儿太大了！”他在新疆当过6年汽车兵，也曾经在这条路上被困过。回忆起那次经历，他的眼神里表现出不堪回首。他说，仅靠几个馕维持，后来把汽车冷却箱里的水都喝光了，还烧了备胎取暖，直到“救兵”来。
我们修车后行驶约4个多小时，到达狮泉河。一路上，我们十分快乐，且歌且行。这时候又发现水箱颠漏了，在地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细线。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加水，后来连饮用水都倒进了水箱。
再上征途
快到狮泉河时，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段油路。一瞬间，以为这是一个幻觉，不敢相信是真的。自离开日喀则，一千多公里的路上除了尘土、沙石就是泥沼，没见过柏油路面。我兴奋极了，差一点要下车去亲吻这柏油路面。刚驶上柏油路不久，就看到一块大牌子：“西藏天路”，这是一个叫“天路”的公司承建成的。我们说：“是啊，真正是天路啊！”
终于到达魂牵梦系的狮泉河！这里不大，但街路宽阔，商店、饭店、旅店、出租车，什么都有。像西藏其它地方一样，开店的主要是四川人，消费者却是五花八门的外地人，外国人也占相当比例。在饭店遇到一伙以色列人，他们怕我们听不懂“以色列”，还特意做出打枪的手势，嘴里说着：“巴勒斯坦！”再后来，发现他们与我们住一个旅馆，就在隔壁。当天晚上，“广东哥们”阿峰和“麦客”王剑林也开着“小飞象”（因为他们的汽车保险杠坏了，放在行李架上，像伸出了两只翅膀，我们叫它“小飞象”）赶来了。他们去了古格王国，但因为没有卫星定位仪走错了方向，无法在夕阳时分过去拍摄，也十分遗憾。
在狮泉河，又暂时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与外界沟通信息的日子。与过去比，这里的通讯条件变化很大。手里的《藏地牛皮书》等几本书，都说狮泉河没有任何手机信号。但在快到狮泉河的路上，CDMA手机就有信号了。急急地向家人报了平安，其中曲折却只字未提。但是，这一切瞒不过老荆的弟弟荆雷，他虽在北京，却实时了解到我们的全部困境。因为，拉萨朋友桑培是荆雷的挚友。荆雷曾多次进藏，对于藏区的行路难深有体会。在狮泉河通电话时，刚道过“平安”，他就极力阻止我们穿越异常危险的新藏线去新疆叶城，劝我们顺着原路返回日喀则。这个建议遭到老荆的坚决反对，兄弟俩用手机长谈了半个小时，仍不能彼此说服对方。最后，我们的手机再次响起，荆雷无奈地说：“新藏线太难走了，你实在要走，就多带几条麻袋吧，估计上面已经下雪了，紧急时用它垫车。”
到达狮泉河的那个晚上，我又“现身”网上。离开日喀则6天了，我该在网上贴东西了，许多网友关注着我们这次行动。我用“掌中宽带”上了网，告诉大家：“我们到阿里了！”我在留言中写到：
我们终于到了阿里的首府狮泉河.在这条路上,我们的"悍马"是最破的一辆车,但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征服的不是青藏高原,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到达也不是阿里,而是理想的彼岸.
由于前段时间天天在路上奔波,车载电源被我耗得无法点火,所以,很少用电脑写,更很少发到网上来,请原谅.我知道,你们关注的目光鼓励着我们,我们要继续前进.
今天先贴上来两篇,一篇是在甘肃时的,另一篇是在青海省到黄河源的.后一篇标志着我们的黄河寻根告一段落,我们进入唐蕃古道,我明天如有空,再贴唐蕃古道的.如匆匆离开此地,只好等到新疆再说了.
我把稿子放进几个固定的邮箱里。自从我们出发，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行进，长春晚报上每周一期的图文报道从来没有间断过，给腾讯网站和长春信息港的报道也没有停过。
第二天中午，匆匆离开狮泉河。在即将奔赴新藏线上最难走的一段路时，我再一次上网，进入我在敏思网站上的个人主页。爸爸有了新的留言，那是针对我写的《黄河源，我们来了》而写的：
唐僧西天取真经，雨人探源大功成。
黄河源头留踪影，青湖是海沧桑情。
难忘藏族小姑娘，梳头赠食一片心。
雨人网上传喜讯，高原奶茶品温馨。 （雨人，是我的网名。）
我再一次感到浑身是劲。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屋脊”上，我们没有吃“红景天”，也没有吸氧，每天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这不能不说是精神的力量！

信天游7700

十五 生死新藏线

那是生命里的高峰
那么高，那么陡
仿佛无法逾越
又总在眼前晃动

当高峰终于在脚下，在身后
一把热泪
留在生死新藏线

新藏线，被称为进入西藏最危险的一条路。驾着一辆八千元买下的旧北京吉普，我们走过这条生死新藏线。
（一）冲向界山达坂
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路，以异常恶劣的气候和荒无人烟而著称。由于缺氧、寒冷，有许多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这里。建国后最早一支沿着这条路从新疆进藏的解放军先遣部队，曾在“死人沟”全部壮烈牺牲。
新藏公路于1957年修成（其实就是土路），成为继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之后进入西藏的第三条公路。它以新疆叶城为起点，到西藏拉孜为2410公里，到拉萨为2841公里。事实上，这条被冠名为219国道的公路，绝大多数地段只是一些车辙而已。
因为即将走这样一条艰险的路，所以，在阿里首府狮泉河的四川饭馆里与以色列朋友举杯庆祝时，我并不能高兴起来。
此时，车已破得不成样子。在狮泉河最好的修车厂——“周勇民修车厂”换了新的启动机，车门和水箱都焊过了，但副驾驶位置的车门仍然一震动就开，水箱依然渗水。此外，前车盖子要使劲拍打和晃动才能勉强打开；电瓶的架子颠裂了，只好用绳子绑着；我们给车打着“吊瓶”，用一个不停渗出水的塑料饮料瓶给发动机油泵降温；火花塞颠得常常掉下来；水箱旁边的塑料回流箱磨漏了，只能扔在水箱旁……
仿佛开进裸露的河床
为赶在落雪前穿越新藏线，只在狮泉河停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傍晚到达，直接把车开进修理厂，第二天中午便匆匆上路。
离开狮泉河时已是下午1点多。旅馆的结算时间是中午12点，而这时车还没修完，只好先退房，把大大小小十几件行李摆在旅馆门口，由老鲍看管，我和老荆去修理厂取车。我一而再地向修理工们打听前面的路况，希望听到“前面的路好多了”，可是，他们只是说“差不多，都是这种路”。
多玛，是我们前行的第一站，距离狮泉河有230公里，多玛再往前就是著名的界山达坂了。界山达坂是新疆与西藏的分界，越过界山达坂就告别了西藏。去多玛的路非常颠簸，到处是大块的石头。我们仿佛驶进一条裸露的河床，而这“河床”里躺着的不是被水打磨成浑圆形状的石头，而是大大小小的尖利的石头。这些尖石头，左躲右闪也绕不过去。在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因爆裂而被遗弃的轮胎，向我们展示着划伤以后的惨状。我下车拍下一张废弃的轮胎，发现它被划伤的口子比拳头还大，怪不得被丢掉了。
尖石、废弃的轮胎、毫无生息的荒原……这些刺激我们神经的东西在眼前反复出现，仿佛这里曾经历过大战的浩劫。
在这样的路上，要用仅仅半天时间赶到多玛，有点困难。所以，老荆想尽办法快开。他每隔几分钟就问我一次：时间、速度、距离。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告诉他直线距离和实际距离，并根据二者之差推算出还要绕行多少山路。
奇异的班公湖
刚过日土县不久，就看见著名的班公湖。修理工老喻告诉过我们，走新藏线最好“班公湖洗个澡，界山达坂撒泡尿，神仙湾睡个觉”。老荆想在这里洗洗手，可是我和老鲍都不响应，当时心里只想着快点儿走吧，快点到多玛吧！
班公湖的藏语意思是“明媚而狭长的湖”。我们看见的班公湖，果然是狭长的葫芦形。沿着湖边走，足足绕行了４０公里才离开它。班公湖大部分在我国，一小部分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境内。在阿里陷车时，索多小学校的教师群旦欧珠告诉过我们，班公湖很神奇，中国这边的是淡水湖，里面有许多鱼，而印控克什米尔那边则是咸水湖，什么都不长。
跟圣湖玛旁雍错比，班公湖缺少那种高贵气质，但也自有一种美。“为什么西藏的湖都这么美？”我问老荆。“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污染吧！”是的，这里天是蓝的，湖水是蓝的，一切纯洁美丽。
月如钩
西藏的天很长，晚上九点天也没有全黑。我们在黄昏时，拍下我们车的影子，太有趣了，夕阳把我们的“悍马”斜映成一只四足的“大脚兽”。这是一辆随时可能出些小毛病的车，老荆说：“这也优点啊，开它不犯困。”老荆开车时总是竖耳倾听，以便及时发现车的故障。
中午刚修完车，谁想到晚上车就出了新的毛病。当夜幕渐渐降临，距离多玛还有30多公里时，打开车的两个前大灯，灯光有些发颤。很快，又发现仪表盘里面有打火的亮光，一闪一闪的。老荆边开车边伸手去修，手指烫伤了也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担心再一次荒野抛锚，只好把大灯关了，借着夕阳黯淡的余晖前行。但这是极危险的，路上虽然车少，但间或也会有一两辆货车出现，如果我们的车全无光亮，悄悄地在这越来越黑的夜里行驶，岂不是很容易被别的车撞上？过了一会儿，当天色完全黑下来，老荆只好又把大灯打开。
黑暗中，仪表盘里的“打火”成为车里唯一的光亮，那“嚓嚓”声也成为除发动机声音以外唯一的声响。我们心里十分紧张，不知这车能否坚持到多玛。快到多玛的最后10公里，行进变得异常艰难，车速很慢。此时，老荆一再地问我还有多远，我却不知该怎样回答，手中的卫星定位仪显示出的直线距离竟然比路牌上标出的“实际距离”还要长。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路牌标的不准，但当时心里很惶惑，不知到底还有多远。
一公里一公里地数着，行进在这崎岖的山路上。绕过一座山，突然，我看见了月亮，它从两座山的缝隙中露出来。那是一轮金黄色的月牙，挂在深蓝的夜空上。那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月亮，挂在记忆的天空里。就是这时，向远处看，看到了灯光。啊！就要到多玛了，我们会遇到先走一步过来的广东哥们阿峰，会住在兵站里，会找到修车的人！
夜宿兵站
刚驶进多玛，就看见一个修配厂门前焊花飞溅，火花映出“小飞象”（广东哥们阿峰的车）的轮廓。嘿！他们也在修车！原来这一路颠簸，“小飞象”的排气管子颠掉了。他们比我们早走一小时，可是因为没有带卫星定位仪，又走了弯路，所以并没有早到多久。
在一家四川餐馆里坐定，王剑林又用他的四川话点菜了。但菜价奇贵，每道菜都在二三十元，老板也未因听见乡音而降低价格。米饭是按人算的，4元一位，不论多少。快吃完时，一向寡言少语的阿峰突然说：“有点想家了。”是啊，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明天又要向界山达坂冲锋了。老鲍听了也若有所动，说：“我也是。” 王剑林也点了点头。我和老荆没说什么，对我们来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家。但是，乡愁在我们中间弥漫开。
多玛兵站里只有一台发电机，仅供门房亮灯，我们投宿的房间里漆黑一片。本来想五个人住一间屋的，可兵站的姚班长不允许“男女混居”，因为我和荆宏是夫妻才允许两人一间。房费是两人间每人30元，散铺每人20元。
“守寺和尚”姚班长
在多玛兵站，认识了管住宿的班长姚志明。在我眼里，他像一个守寺的大和尚。他当兵15年了。也就是说，1989年，当我和老荆、老鲍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时，当我们血气方刚地为理想和现实而激动时，他就来这里当兵了。他的年龄也与我们相仿，1972年生。他在新藏线上开过军车，非常有经验，看我们的车半天打不着火，就说“是空滤太脏了，拿掉滤芯，打火看看。”果然，按他说的做了，就打着火了。
姚班长是四川南充人，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孩子只有两岁。他在这里每月收入三千多元，对于四川老家来说这是一笔高收入。他每年给老婆一万元，家里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由于这里条件艰苦，转业费和复员费都挺高。如果转业，他可以拿到8万的转业费，会有一份国家安排的工作；如果选择复员，国家安排的工作就没有了，但复员费可以拿到30万到40万。不过，姚班长还没想好是转业还是复员。
姚班长每年换一个兵站，新藏线上的兵站已经转遍了。明年就是第16年，他想回家了。
向界山达坂冲锋
离开多玛，就向界山达坂冲锋了。
界山达坂在昆仑山上。从长春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所在的新闻系的主任刘坚打电话给我：“上高原，不要掉以轻心。看没看过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现在，我们真的来到了昆仑山。
界山达坂之威名远扬，还因为一些地图上赫然标着“海拔6700米”，据说界山达坂的界碑标高上也是这样写的。但书上的说法则不一致：一本《行知书》上说它海拔5488米，另一本书上说它海拔6230米。到底多高，看来只有我们亲自测量了。
在过界山达坂的前一天晚上，连一向沉稳的广东哥们阿峰也有些惶然。多玛兵站的房间没有电，吹灭了蜡烛便漆黑一片，阿峰睡不着觉，问老鲍：“如果界山达坂真是6700米，怎么办？”老鲍说：“不可能！珠峰的冲峰营地多高？5200米。界山达坂要真那么高，只有登山运动员才能上去？”阿峰说：“这倒也是。可是，它要真是6700米怎么办？”老鲍安慰他：“不会的。”
这段对话是第二天往界山达坂去的路上老鲍复述的。我说：“要真是6700米，也只能往前冲了！”我们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的境地，只有向前。
早上天不亮，我和老荆就摸着黑出来装车，向王剑林借的头灯在此时显得非常有用。防冻液已全部用完，只好改用水。这里的夜很凉，老荆把一暖瓶热水倒进水箱，打火时仍旧有些费劲。在新藏线上当了15年兵的兵站“负责人”姚班长走过来，拍着我们的车，拖长了声说：“你们这个车啊，麻烦！”
仪表盘里“打火”的问题在多玛并没有解决，同时又发现了新问题：刹车总泵漏油。但也只好将就着走。在整条新藏线上，所谓“修车铺”一般只能补胎、焊排气管子，其它的就无能为力了。
刹车，在界山达坂上失灵
朝着界山达坂冲去，却在稀里糊涂中过了界山达坂。
从多玛出发后不久，老荆就不断地问我到界山达坂还有多少公里。可是，卫星定位仪并没有标出界山达坂的位置。这里是不折不扣的无人区，荒无人烟，除了居指可数的几个兵站以外什么都没有。在卫星定位仪上，从西□□□□玛到新疆叶城之间800多公里，没有标注任何地名，只能对照着地图估算。
后来发现，无论是地图上标出的距离，还是《行知书》上说的数字，包括战士说的公里数，都不准。地图上标出从多玛到界山达坂的距离是172公里，战士说130多公里，书上说116公里，而事实上只有88公里。地图上、卫星定位仪上标出的两省交界与界山达坂所在的实际位置也并不一致。我是按照定位仪上的显示的新藏两省省界来估计界山达坂的位置的，所以当老荆问还有多远时，我只是说：向前！
西藏的山，都是沿着罗旋式的盘山道爬上去、爬下来，而这条路却是漫长的缓坡。当来到一个海拔5406米的山坡时，我们并没在意。多玛兵站的海拔是4518米，在整个阿里地区，我们相当长的时间都在海拔4800米左右的地方行驶，所以并没觉得这山有什么特别的，以为只是界山达坂的前奏，巍峨的界山达坂一定就在前面。
快到山顶时，车有点没劲，老荆让我和老鲍下车。我一下车，就觉得有点头晕。到底是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啊！仰头望去，车已快到山顶。我看到老荆把车倒退回来，想接我，就向他一摆手，表示我可以走上去。我又看见车子很快朝前面开去，爬到山顶。后来才知道，老荆在倒车时发现刹车失灵了，才赶紧挂四驱爬上去。
这段路，我走的很不容易，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鲍辉本已走上去，又下来接我。我们手拉着手走过了这个高峰，大喊老荆给我们照张相，却发现数码相机在我身上挎着。
在山顶，除了白色的经幡（在藏区，这是最高峰的标志），我们什么标牌也没看到。后来知道，这里就是著名的界山达坂，实际海拔为5406米。而那些山顶的经幡，就是我们此行中最后一次见到的经幡了，从此就告别了西藏。
继续前行36公里，看见一块大蓝牌子，看到上面“欢迎再来”，紧接着又看到一块大牌子——“欢迎来到新疆养路段”。其实这里就是两省的省界。不知为什么，这与地图上、卫星定位仪上的省界不一致。
死人沟修车
离开界山达坂50公里，来到一个山谷，路两侧都是深沟。当时以为快到界山达坂了，便开始做准备。我拿出了摄像机，预备拍下我们三个人过界山达坂时的场面；老荆停下车，和老鲍一起给车降温，预备着向海拔可能6000多米的的界山达坂冲刺。此地海拔5213米。
他们修车时，我坐在车里写：“马上就要到界山达坂了，车前盖又打不开了。他们两个忙半天了。车内温度只有9度。风很大，车门被吹开。这车真让人头疼。”当时确实很焦急，马上就要冲顶了，车盖打不开，气阻的问题怎么解决？老荆急得要命。他和老鲍干脆用小扳子把总也打不开的车盖左前角的锣丝拧下来了（从此车盖不打自开）。
他们俩干得热火朝天，外面狂风大作。我座位旁的车门因为关不上，就常被风吹得张开了。
这时，后面来了一辆货运卡车，老荆让我去问问距离界山达坂还有多远。我过去一问，司机用手向后一指，说：“界山达坂早过了！”我说：“不可能！”那司机很委屈：“不骗你！我常跑这条线的，界山达坂真的过了，这里已经是死人沟了！前面就到死人沟吃饭的地方了。”那怎么会没有界牌呢？书上都说这里会有个牌子。司机说：“以前那里是有牌子的，可是这次不知被谁弄掉了。我前些天过来时还有呢！”我有些沮丧地回到车前，把这个消息告诉老荆和老鲍。
这时，前车盖的锣丝已经拆下来了，车的“吊瓶”也弄好了，冲刺却已没有对象。界山达坂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这的确是死人沟，前行不久就看到地上有动物的弃尸。死人沟的得名是因为：50年前解放军由新疆进入西藏的一支前头部队，全部牺牲在这里。
界牌竟是王剑林一脚踢开的
又开出30多公里，看见阿峰的“小飞象”，他们说已经等半天了。
一见到阿峰，我就急急地问：“是不是到了这里，才知道界山达坂过去了？”我猜想，阿峰他们没有卫星定位仪，更不知道界山达坂的准确位置了！但阿峰说：“早就知道了，我们过界山达坂时就知道了。”我不相信。于是阿峰说了实话：“那块牌子是王剑林一脚踢开的。”他们用气压表测出海拔只有5400多米，一气之下就做如此举动。原来如此！我很生气。
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老外，他来打听“柴油”的汉语怎样讲。我问他：“你的车呢？”他说自己是骑自行车来的。他的裤子特别干净，让我怀疑他是空降来的。我们坐车来都蓬头垢面，十分狼狈，他骑自行车，怎么还能保持绅士模样？这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迷。
（二）翻越生命的高峰
“黑卡达坂最美，麻扎达坂最长，库地达坂最险”，这是人们对新藏线上三个达坂(山口)的评价。当我们面对这三个达坂时，车已破得不成样子，分电器、发动机缸体等多处出现严重故障，只能像蜗牛一样前行。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三座山，是我们生命里的高峰。
无人区里的“兵马俑”
感觉仿佛来到了沉寂的月球，无人区里一片荒芜。
进入新疆的第一天下午，在寂寞中行进。路两侧几百公里范围内，见不到一点生气。山是秃的，地是不毛之地，连草都不长，只有风刮起灰来时是有声的。看不到人，看不到牛群、羊群……什么都没有，路边时常出现倒斃的动物尸体。
路上的扬尘很大，用绳子系着的车门半开着，灰尘趁机而入。我们在车里都不说话，因为喉咙里都是灰。我连水都不敢喝，一喝就会把灰都咽下去了。此时，汽车的排气管子也坏了，尾气灌进车里，呛得厉害，声音也越来越响，仿佛一辆喘着粗气的拖拉机。车里，只有我时常发出的沙哑的报速度的声音。
夕阳时分，光线斜射进来。透过光，看到灰尘像一张绵延不断的大网向车里涌。看看自己和老荆、老鲍，全身被灰尘所覆盖，都成了“兵马俑”。
无刹车急降1700米
离开界山达坂，刹车就失灵了。从界山达坂到三十里营房约400公里，海拔由5400多米急降到3700多米，完全是在无刹车的情况下滑行的。
在接近大红柳滩时，海拔开始急剧下降。有一段不长的山路，连转10几个急弯，一下子从海拔4741米处的高坡下降到4580米。这时，老荆是用低速档别着，让车减速，我心里十分紧张。这是一辆超重的吉普车，稍有不慎就会从悬崖路上冲下去。
晚上7：20，终于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人，是两个骑自行车的老外。他们伸出杯子，向我们要水。我把暖瓶里的水都倒给他们，老荆又找出两个瓶矿泉水，那是我们这一天的“份额”，基本上没有喝，都给了两个老外。他们是德国人，从巴基斯坦入境，已骑自行车行进了两个星期，假期还有十周，还要去阿里、拉萨。老荆很佩服他们。

信天游7700

同时扎了两只胎
在大红柳滩的餐馆里住了一宿，车没修上，就继续赶路了。当时以为，一鼓作气当天晚上就可以到达新疆叶城，想不到过那三个达坂会过得那么难，想不到我们第三天下午才到。
在219国道425公里处，看到一座小桥，路牌上写着：通往神仙湾哨所。传说神仙湾哨所海拔6000多米，能在那里“睡一觉”很不易。当天晚上，于“三十里营房”遇到一位当连长的东北老乡，他曾在神仙湾哨所驻扎过两个月。他说那里的实际高度是5380米，但仍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哨所。这位连长上神仙湾哨所的那一天正好遇到大雪，完全看不出路在哪里，车里的同志都患了雪盲，司机凭记忆把车开到高高的哨所。这位连长告诉我们，新藏线真的是一条生死路，40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战士因适应不了高原气候而牺牲。曾有一位战士刚刚来到高原，从军车上往下一跳，结果就是“人生的最后一跳”……
回到长春后的一个傍晚，快元旦了，刚进家门就接到电话，万万想不到竟是这位在三十里营房遇到的连长到长春来了。他是奉命到东北来“带兵”的，在长春有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我们四个又聚在一起，这回不是三十里营房那间寒冷的“三姐妹饺子馆”了，连长和我们谈起了新藏线上的许多、许多……他说，中印之战以前，连我们住过的三十里营房都曾是印度的占领区。距三十里营房不远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就埋葬着对印作战时战死的烈士。这个陵园还有点故事，连长说。当时作战指挥部就在康西瓦，所以那是一个临时墓地。战争结束后，军队首长决定把墓地迁回叶城，就在签署决定的第二天，陵园的门柱突然坍塌。从此，再没人提迁墓的事儿了。康西瓦烈士陵园，我们路过时因为着急赶路没有去祭奠，远远地望了一眼，但在这里减速慢行、按按喇叭是规矩。
走过“三十里营房”后不久，竟一次扎爆了两只胎，幸亏带了两只备胎，但也经历了一番波折。那是在山道上，超越一辆维族养路工人开的平路车后，只听到哧的一声，车体严重向右倾斜，“悍马”在崎岖而狭窄的山路上疾速“蛇行”。老荆好不容易把车停下，我打开车门向后一看，右后胎已经是钢圈着地了，车胎几乎被辗碎。这使我们想起途中看到的那些废弃的轮胎，想不到这样的命运这么快就落到我们身上，浑身不寒而栗。
最可气的是，山路是倾斜的，“千斤顶”支起来也不够高，只好用石头顶着后桥。好不容易换下右胎，车下传来老荆的声音：“你们听没听到‘滋滋’声？”我和老鲍跑到汽车尾部，侧耳倾听，果然左后胎发出慢撒气的声音。此时，在寂静的荒原上，除了漏气的声音，还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老荆苦涩地说：“咱们中大奖了！”是啊，谁能想到，同时扎两个胎这样的事会被我们遇到！幸亏从长春走时带了两个备胎。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车顶上那个备胎是用大号锣帽拧的，需要21号套筒扳手，而我们恰恰缺少这一型号的扳手。哎，真是百密一疏啊！怎么办？老荆和老鲍在车顶上急得直冒汗。我站到路中间，拦住一辆卡车求助。新藏线上，司机间的互助是有名的，那名司机虽急着赶路仍不好拒绝，打开工具箱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21号扳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于绝望中又摸了一遍工具袋，把火花塞扳手递了上去。居然正好！老荆喜出望外，老鲍也说“天无绝人之路”。他们迅速地把轮胎弄下来，换上。
百病缠身的“悍马”
换上备胎后，车速只有20公里。起初，我以为是老荆心有余悸不敢快开。那条备胎是旧胎，很薄，哪里经得起这些刀子一样的石头啊！但此后，车速不断下降，甚至步履维艰，时速由10公里降到6公里。这是怎么回事？
一群穿黄马夹的维族养路工热心地围上来，但他们也没弄明白车得了什么“病”。一个叫买买提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帮我们修车。他把车上的分电器全部拆开，一个个零件地检查。我在一旁，竟有些看不下去，好像家长亲眼看着别人给自己的孩子做手术似的，觉得精神上受折磨。买买提又把分电器重新装上，表示无能为力。但老荆还是对维族兄弟十分感激，拿出从长春带来的人参送给他们。买买提很坚决地推辞不要，但在他周围工友的劝说下，最后高兴地接受了。
车子的怪病不仅没有丝毫解决，反而更厉害了。经过一处缓坡时，挂上四驱都上不去。买买提告诉我们，著名的黑卡达坂就在前面不远处，在经过三个达坂之前，没有修车的地方。无奈中，老荆只好同意我和老鲍的意见，回三十里营房修车。
返程中路过“340道班”，维族司机买买提拿着工具来帮我们修车了。但我心里清楚，他修不上。我在车里写道：“维族师傅又在帮忙，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比在阿里时中心轴掉了还让人心烦，这简直是精神折磨。我想哭。”这时，老荆发现“340道班”的墙上残留着一个文革时期的标语：“要搞好斗、批、改”，他居然还有心抱着照相机跑过去拍照片。
无奈中驱车40多公里返回三十里营房。在一处破败不堪的板房前停下来，据说这是三十里营房唯一的修车铺。一对个子矮小的四川叔侄，是这里仅有两名汽车修理工。修车时，他们俩跳上跳下，活像两个蓝精灵。车子爬坡没劲儿的毛病，他们也弄不明白，但通过检查发现：刹车管磨漏了。那就把刹车修上吧！从这里到新疆叶城还有400多公里山路，海拔还要下降2000多米，还要走许多陡坡急弯，没有刹车是多么危险。两个“蓝精灵”表示：没有汽车配件。幸而我们随车带了两条刹车管，否则就修不上了。
更换刹车管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新刹车管与原有刹车管的接口不匹配，安不上。我抱怨荆宏当初买配件时为什么不看好，他委屈地说，当时因为忙是委托别人买的。好在两个“蓝精灵”很负责，想了个主意：用钢锯把新旧两根管子的接头处切下来，调换过来后焊上。就这样，一直忙到天黑，还弄报废了一条刹车管（幸亏带两条），到晚上10点多才把刹车管安上了。
当我愁云满面地看着两个“蓝精灵”换刹车管时，一辆崭新的“陆霸”来了。车上下来几个穿着时尚的中年人，对这对四川叔侄说：“车子供不上油，给看看吧！”声音里明显带着恳求。听说是电喷车，叔侄俩都说“看不来”。我一方面感激这叔侄俩没有“嫌贫爱富”坚持修我们这一辆，另一方面也庆幸我们的“悍马”毕竟是机械的，否则的人家还修不了呢。
“三十里营房”以风大著称，我穿着军大衣站在车前，被吹得摇摇晃晃。
东北老乡
在三十里营房遇到了好几个开饭馆的东北老乡。原来到高原上创业的不仅有四川人、河南人，也有我们吃苦耐劳的东北人。
修车的时候，我饥肠辘辘，胃已经疼起来了。在新藏线上一天只吃一顿饭，早餐在车上吃根香肠，午餐也是，晚饭常常在9点多到兵站餐馆里吃一口。今天修车，晚饭就没时候了。后来决定轮流去一家“三姐妹饺子馆”吃饭。想不到这竟是东北老乡开的，三个能干的黑龙江姐妹在厨房里忙个不停，饺子10元一盘。她们的饺子永远是包出多少卖出多少，不仅过路的货车司机、军队官兵到这里吃，兵站的官兵因为寂寞也常到这里坐一坐。
隔壁“老东北饺子王”的老板姓范，快60岁了，原是牡丹江某单位的纪检书记，偶然来此，开了家餐馆兼旅馆，已经四五年了。他感叹这里生意好做，但伙计不好找。三姐妹就是他带来的，来了17天就另立门户。老范说，到山下进一千元的货，在这儿就能卖一万元钱，但是太累了，明年他打算把店卖掉，回老家去。
被困39天的刘师傅
离开三十营房，再一次向黑卡达坂冲锋。车踉踉跄跄，开到一个山坡时又上不去了。这时，我们遇到了永生难忘的刘师傅。
刘师傅就在一辆桔红色卡车前，光脚穿着布鞋。他主动迎过来说：“你们的车有毛病，声儿不对。”于是他帮我们修车。他发现分电器里面的炭棒已经不回位了，接触不上电，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的箭头（那是他从附近的古战场捡来的，至少得几百年了），把分电器里面的炭挖出来。他回到车上取来一只一号电池，砸碎了，取出里面的炭棒，用锉磨细，来替代坏了的炭棒。
“车啥时坏的？”他说：“上个月14号。”天啊！他困在这儿39天了。这么多天里，他吃什么，喝什么？老人很淡然地往远处山下一指，喝河里的水。吃的是馕，新疆特有的坚硬的面食。
他叫刘成录，56岁了，甘肃省西凉人。1964年到新疆当兵，6年后转业，就一直在这条新藏线上跑运输，已经20多年了。他默默地帮我们修车，问一点说一点，有关被困的事不问就不提。被困阿里时，我曾做过最坏的打算：总不会困一个月吧？反正能赶在国庆节后回吉林大学讲课就行！想不到，真的有人在这里被困一个多月了。
老刘说：“我二儿子上来过一次。变速箱坏了，没有配件修不上，儿子又下山去喀什买件去了。”219国道正在修路，每10天放行一两天。那么，不通车的日子里，刘师傅就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他是怎样挨过这漫长的39天的呢？
正聊着，刘师傅的儿子来了。这一天是此次放行日的最后一天，其实我们也是为这件事而着急，怕赶不上就得耽误10天。小刘是搭乘维族司机库尔班的货车上来的，他们父子相见也很淡然，彼此没有说什么就各自修车了。小刘是专业修车师傅，在家乡开着一家修车铺。
老刘帮我们做好了炭棒，又发现分电器的外壳裂了。于是，在老刘指导下，老鲍用“哥俩好”胶粘这个塑料外壳。因为天凉，胶半天不干。此时，车内温度只有8度。
儿子来了，老刘也没有忙着去和儿子一起修自己那辆车，仍旧帮我们修车。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父子俩都忙着修车——老刘修我们的车，小刘修父亲的车。当我们问他车修好后是否还要接着跑运输时，老刘说：“我儿子也是这么想的，这辆车还能再跑两年，不过我想回去就把它报废掉。这车让我倒了一次霉，不能再倒第二次霉！”看来，这次经历还是让他刻骨铭心的。
两小时９公里，过黑卡大坂
其实分电器的毛病还没有修好。离开老刘父子后，我们开始向黑卡达坂冲刺。
爬越黑卡达坂，是我们此次二万五千公里远征中最痛苦的一段。有许多次，我们三个都绝望了，几乎觉得这是一座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走过这9公里的山路，到达黑卡达坂的顶峰。
此时“悍马”仿佛是一个重症患者，浑身没劲儿，不停地喘息。遇到稍陡的坡，我和老鲍就得下来步行，以减轻车的载重。汽车以每小时五、六公里的速度向山顶爬去，和我的步行速度差不多。在这段路上，车里静极了，三个伙伴间的对话消失了，只有手持卫星定位仪的我不断报告着海拔高度。我心里多少次不抱希望了：还能越过这座山吗？这里一坡比一坡高，每爬过一个山坡，就又要面对一个更高的山坡。透过前车窗，我望见车头晃动着向前挪动，仿佛一头倔强的老牛不停地拉着犁。我安慰自己：只要车还在走，就比什么都强。
原以为海拔4750米的坡就是最高峰了（一本《行知书》里是这样说的），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前面还有更高的山坡。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我们甚至怀疑：黑卡达坂到底有多高，怎么总也到不了最高峰？当爬到4952米时，看到许多养路工人在路边向我们招手，我们也激动地挥手。真的来到顶峰了吗？我们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这9公里的山路，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到达黑卡达坂的最高峰以后，往下走就是溜车了。车仿佛一下子恢复了雄风，速度达到四、五十公里。在这条又长又险的盘山道上，老荆流下了热泪。那难言的感受，只他自己最清楚。流泪的起因是我的一句话。我当时望了一眼身边瘦骨嶙峋、饱受折磨的老荆，说：“唉！老妈要是看到你这样，不知会多伤心！”结果，车一下子停了下来，泪水从他眼里涌出。
在爬黑卡达坂最后一段高坡时，当我和老鲍都痛苦地把目光从窗前收回、不再看窗外的路时，老荆，他只能一直看着车外，看着在车前方无限延伸的山路。在即将到达黑卡达坂顶峰的时候，也是最难时刻，我伸出左手握了握老荆那放在变速杆上的右手。他的手指黑黑的，全是修车时弄上的油。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许久不松开。我知道，此时他更需要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
雪山月夜，过麻扎达坂
麻扎，在维语中是“墓地”的意思。过了黑卡达坂2小时后，我们到达麻扎。这里只有兵站和一些帐篷饭店。
麻扎达坂是昆仑山的山口，在新藏线上也是威名远扬。此时，我们的车只要上一点坡就爬不动，只能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麻扎遇到一群军人，他们说：“麻扎达坂坡很长，但不太陡，上去20公里，下来20公里，再走40公里就到库地了。而库地达坂却很陡、很险。” 当时是晚上6点，我们以为2个多小时大概能到最顶峰了。结果，开了３小时，在雪山月色中翻过了麻扎大坂。
上麻扎达坂的路异常艰难，车子走走停停。当行驶到第18公里时，我鼓励老荆：“只剩下2公里了就到山顶了，就是说，90%都过去了，只剩下10%。我们一定能过去！”可是，过了2公里，发现还不是最高峰，只好往前开。
天就快要全黑，月亮已经升上来，旁边山上的雪峰离我们很近，白色的雪盖仿佛就在身边，伸手可及。我们笑着说“真是手可摘星辰啊！”但心里都非常焦急，如果天完全黑了，走在这样的高山上是很危险的。又前行了2公里，终于来到最高峰。当时真是很激动，海拔4991米，比前面经过的黑卡达坂还高。此时，天已全黑，我看卫星定位仪时需要用手电照着了。
然而，就在顶峰上，车突然不动了。老荆和老鲍下车给车的发动机油泵降温，刚一打开水箱，热水一下子喷了出来，幸而没有灼伤他俩。我们赶紧拿出所有的饮用水，都灌进水箱。
此后，就在黑夜中一路飞奔而下。又向前行进了二十多公里，在219国道195公里处，突然出现了柏油路。黑夜中，我听见鲍辉“哇噻”地惊叫了一声，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仔细一看，真的是油路啊！离开阿里，就没再见过油路了！听说现在以“断路”的方式修新藏线，就是为了用8年时间，把油路一直修到拉萨去！但这是正在修建中的油路，常常是被水毁路面所中断。我们误开进一个由推土机推出的大土堆，找不到路，幸亏迎面过来一辆大货，借它的亮光隐约找到一条土路。
库地一夜
到库地了，我们终于看到树了。
虽然是夜里，但看到黑色的树影，还是觉得很兴奋。已经有多久没有看见过树的模样了！这里海拔降下来，只有2958米。终于告别了荒漠，告别了无人区。
夜里12：00，来到了一个拦着横杆的检查站，拿出边防证进去登记。然后，就被维族武警指定到一块空地上等着。他们说，等一小时或两小时就可以通过。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夜。
老荆已累得不行了，倚在座位上就睡着了。我穿着军大衣，但腿很冷。我甚至把鞋脱了，把脚蜷缩到座位上，还是冷。老鲍精力真是很旺盛，有一段时间居然抱着日记本到检查站明亮的灯光下去写日记。
过关卡的地方，车灯闪烁，迎面开来的车一辆接一辆，整个晚上不曾停过。据说这是最后的期限，明天早上就不许再过了。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扎达坂到库地达坂之间那段正在修建的公路。8年后，整个219国道就全铺上柏油路了，那会是什么景象？当波折没有了的时候，风景是否也没有了？
其实，我对库地检查站的工作人员阻挡我们前行还心怀感激呢！要不然，心急的老荆要摸着黑去走库地达坂。第二天过库地达坂时，老荆自己也感叹：幸亏被滞留了一夜，否则夜里上山太危险了。
等啊等啊，一直到早上七点，我和老鲍拿着记者证去和工作人员交涉，才得以通过。
“爬”上库地达坂
9月22日早上天刚亮，我们在库地加上了高价油，150元1桶，不讲价。这个开“昆仑饭店”的河南女人的态度是：爱加不加。
来到库地达坂的山下。向山上望去，感觉这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曲折的盘山道紧贴在陡峭的山壁上，一圈又一圈。一辆车从我们身边过去，过了很久，还看见它在盘山道上转啊转啊，仿佛转不出这座山。难怪都说它是最险的达坂！
当我们爬过第一个陡坡时，车子发出巨大的吼声。在寂静的山林，它仿佛一只受伤的怪兽。我们拼尽全力爬过这个陡坡，向下一望，真为刚才走过这样的险路而捏把汗，那路几乎是竖立的。朝山上望去，更觉担心：几乎都是这种路！我们没有选择，哪怕是一点点地挪，也要向前！
爬着爬着，我们的车不动了，无论如何不泵油。这时，老鲍发现油泵漏油。机油竟也烧光了，我们再也没有机油了。老荆怀疑油箱里没油了，和老鲍一起把车顶上的油桶放下来加油。加进油后，油依然泵不上去。后来，老荆坐在车里打火，硬是泵进去一点油。
当我们修车的时候，两伙长长的骆驼队从山上直冲下来。骆驼队的出现使这座大山充满了西北风情。耸立着驼峰的高大骆驼从我们身边旁若无人地经过，领骆驼的人跟在后面，与骆驼一起顺着山坡朝山下走去。他们边走边唱，歌声回荡在空旷山谷里，十分苍凉。但我无心欣赏，只是想：但愿不在这里过夜。
我们的车，真是一匹“好马”，它累得快剩下最后一滴汗、一滴血。它喘着，吼着，向上挪着，常常是只跑出二百米就停下。我心里中只祈求它不要停下来。此时，它已不像过黑卡达坂和麻扎达坂时那样平静地向前挺进，而是全身颤抖，仿佛很快就要动不了似的。
到达顶峰前的最后4公里，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我们一百米一百米地数着，向前进。车每走上几百米就熄火，要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我心里很难受，明知这是一匹快要累死的老马，却不得不逼着它工作。又担心它真的在某一时刻彻底不动了，那么，在这高耸的山顶，我们将怎么办？我们无暇多想，只是想办法让车再向前进一步。车每向前挪动一米，我们就离胜利又近了一步。
因为机油没有了，我一路上不断地去拦车求助。有的车根本不停、不理睬；有的车停下后，司机表示没有机油。最后，一辆军用吉普车停了下来，军人们拿出了一小塑料桶机油。他们说：“早上你们的车经过我们部队营房时，就看到了！”是啊，这震耳的发动机声，恐怕印度那边儿的人都能听到，会以为是坦克吧？车上的一位军官问我：“你们在路上有没有看到像你们这样的车？”我说，没有。他又问：“为什么不开好一点的车？”我答，没钱。他笑了，表示理解。
几乎花了4个小时，才走完这18公里。当我们终于到达顶峰时，彼此几乎不知该说什么好。有死里逃生之感，总算是突出重围了。听说即使219国道全铺上柏油了，过库地达坂的山路也不铺，因为那样冬天汽车就上不来了。
此后，就是一路溜车滑行了。很快就又见到了油路，路边一个个刻着公里数的里程碑从我眼前迅速地滑过，它们似乎从未以如此快的速度变化过。
219国道，一场恶梦
此时，车子像在喝油，从河南女人那里加的油又快“喝”光了，我们焦急地寻找加油的地方。终于，路边出现了一座叫普沙的小村庄。漫漫黄沙，笔直杨树，这些都告诉我们：这是新疆。普沙的维族人都穿着彩色的服装，男人们像阿凡提，女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在村庄的巴扎（市场）上，餐饮店都有门廊，廊顶挂着彩色的布，许多老人在廊下的长凳上坐着，或聊天，或喝茶。
车子变成了一只“吞油”怪物，它在普沙喝进去25公升汽油，但才走了约50公里，油表就显示出快没油了。距离叶城仅剩下30公里了，老荆开得飞快，踩到最大油门，也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时速。他说，快没油了。那怎么办？路两侧是戈壁。那就快点开吧，能缩短一些距离就好！实在不行，只好搭车去买油。反正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我又忧郁地倒数着距离，心想，为什么这条219国道总是让我紧张，让我惊恐，哪怕是最后二十几公里的路。
终于看到了“中国石油”的加油站。当停在那里加油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90号汽油，每升3.29元。已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油价？在西藏，5元一公升已算便宜，而且是深黄色的，标号很低。
“老马”送修了
在叶城一家宾馆订下三人房，刚把东西送到楼上，就打算把车开到修理厂去。可是，怎么也打不着火。发动机热得厉害，油一点也泵不上去；空气漏芯竟然像烤焦了的面包圈一样，连边儿都黑黑地、卷起来了。我们惊讶地把它扔在墙角。
无奈，只好打着车去找修理工。修理厂的厂长亲自来了，他看了我们的车，说我们胆太大。据说，去年某地质调查队开了6辆新的“战旗”走新藏线，5辆是用卡车“背”下来的，我们能开着下来，就已是奇迹了。
我们都感叹，这真是一匹好马，它仿佛通人性，把我们送到宾馆后才再也不动了。它是累坏的，它带着重病，硬驮着我们走出了西藏，走过了三座险峻的达坂。我们以后也不想卖这辆车，永远不卖。我的女儿斐斐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外国老太太把老车保留下来，到快不行的时候钻进老车里，和它一起埋葬。我也想这样。